《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汇编(三)
信息来源:宣传部 发布日期:2020-04-21

 

 

19904月,习近平同志从闽东的宁德地委书记调任省会城市福州的市委书记,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六年。他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福州发展作出顶层设计,主持编制被称为“3820”工程的《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并坚持不懈抓好实施。他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坚持“以侨引侨、以侨引台”,狠抓招商引资,着力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海上福州”“国际化大都市”,推动福州实现跨越式发展。他保护城市文脉,推动旧城改造,抗击台风洪水,持续关注民生,创设“下基层接访”制度,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强化机关效能,使福州焕发蓬勃生机活力。

这组采访实录,生动还原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着眼长远、胸怀全局的战略思维,大刀阔斧、科学决策的改革思路,脚踏实地、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心系人民、情暖民心的赤诚情怀。历史记录着福州的沧桑巨变,也记录着习近平同志开拓担当、执政为民的领导风范。

     

 



习近平在福州(二十二)

习书记为台资和外资企业落户福建创造条件”

   采访对象:宣建生,19441月生,浙江诸暨人。台湾冠捷科技集团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曾供职于美国通用电气、台湾百事可乐、台湾东南碱业、台湾潘氏集团。1990年担任冠捷电子(福建)总经理,1995年同时担任北京东方冠捷电子法人代表。

采访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68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宣总,您好!您是著名企业家,在福建办企业多年。您最初来福建办企业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请谈谈你们在办企业、寻求合作当中的交往。  
宣建生:我跟福建蛮有缘的,跟习书记也蛮有缘的。我1988年就来到了福建的福清。当时是随林文镜先生来的,他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福清是他的家乡,我叫他林大哥。林文镜先生很爱家乡,之前他想给家乡捐钱,后来想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用投资办厂的方式为家乡增加就业,带动家乡发展。正因为如此,他就希望他的亲朋好友到福清来做投资、办企业。  
  那时候,林先生、我,还有一位潘方仁先生,一起投资了一家公司——台湾埃德蒙,它是台湾最大的电视机公司,后来我们将这家公司转型做显示器。  
   20世纪90年代初,是PC(个人电脑)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到福建考察。我们当时先去了厦门,但最后还是把投资地点定在福清。那个时候,厦门在实施“海沧计划”,整个班子都在忙着接待王永庆。林大哥就对我说:“你到福清来看看,福州的书记很年轻,做事很果断。”这样,我们就来了。  
  1990年,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当时他担任福州市委书记不久。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市委书记。他这个人话不多,但很豪爽、很痛快,一身正气。  
  习书记问我:“冠捷电子要在这里落脚,都需要什么条件,我尽量给你们创造。”其实,当时土地已经不是问题。林大哥在福清承包了一块0.5平方公里的土地,他想做成一个开发区,邀请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台湾地区的朋友来设厂,比如铝业、食品等工厂,把这块地以亏本的价格转让给我们。他是按照5万块钱一亩收购的土地,花了很多钱平整土地,还是以5万块钱一亩地的价格卖给我们。  
  那时候土地不像现在这样稀有,所以地价不是问题,水电也基本能保障。我们就需要一个政策:希望拿到内销权。  
采访组:内销权的问题,您当时是怎么向习近平同志提出来的?他又是如何帮助你们的?  
宣建生:我就直接跟习书记说:“希望能给我们内销权。”当时,对台资企业获得内销权是有相关规定的:要跟一个当地的企业合资,而且当地企业还不能是小股份,必须持有大股份。  
  习书记就说:“你去看看我们福州电视机厂吧,看跟他们合资是否合适?”  
  看完以后,我跟习书记说:“我们两个企业的文化和理念不太一样,很难达成合作。就好像两个人结婚要情投意合一样,没有情投意合,怎么结婚?我们还是希望独资,您可不可以在我独资的情况下让我内销?外销的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外汇平衡。”  
  他就问我:“你们的外销占多少比例?”我说:“我们的外销占80%,内销占20%。”我这么提,是因为当时大陆市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内销不用超过20%就够了。  
  他就说:“我帮你去跟电子工业部协调。”  
  他很快就协调好了,我们就拥有了20%的内销权。后来,我了解到,他是直接跟电子工业部部长问的这件事,详细了解了当时的具体政策。  
  这件事情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们当时到深圳或者其他地方去办理内销权都是很麻烦的。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他对我们非常负责,诚心诚意为我们投资办厂创造条件。内销权对我们企业非常重要,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节约大量资金。如果没有内销权,不仅产品销售减少了,而且还要把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来支付劳工费和材料费。如果能内销,我们企业把产品在大陆销售后就能直接拿到人民币,就可以用这些人民币支付工人工资。此外,我们可以带一些零件供应商进来,这些供应商卖给我们的材料,也可以用人民币直接支付。内销权的事情敲定后,我们就在这里落脚了。  
  采访组:如您所述,习近平同志当时帮助你们解决内销权问题是冠捷电子能够在福清落户的主要因素。  
  宣建生:是的。1992年,我们厂子动土开工的时候,习书记亲自来了。冠捷就是这样在福清开始的。  
  后来,我们把台湾的中华映管也带进来了。中华映管本来也是要去厦门的,我说:“你就来福州嘛,这样你离我比较近。”  
  我还跟习书记说:“你这边土地要是比厦门便宜一点,中华映管就可以定在这里。”  
  我还问他,地点选在哪里比较好?  
  他说,马尾比较好,因为这里属于进出口贸易区,原材料进来比较方便。  
  就这样,中华映管就在福州马尾落脚了。  
  另外,还有一个德国西门子公司,因为我们做显示器要跟西门子的PC匹配,而西门子在大陆做得也不错,它属于外资企业。当时进口很贵,每年都要交很高的关税,他们也很想在大陆设厂,而我是他们最大的显示器供应商,我就说:“你们到福清来啊!”  
  德国人当时就说:“You must be kidding. Are you sure?(你别开玩笑了)。”在他们看来,大陆就是做鞋子、衣服、纪念品的地方,电子产品怎么做得来呢?  
  我说:“你来看看嘛。”  
  他们过来一看,福清的工厂做得很先进,工人很敬业,管理得也很好,厂房一尘不染,他们很惊讶。然后,我又把他们介绍给习书记,他们和习书记接触之后,说习书记很有“国际范儿”。最后他们说:“既然你们在这儿,我们也来这儿。”当时大陆的政策,要求开办外资企业必须有中国企业参股才可以立项。我没想到,习书记让福州市的电子集团来参一点股,就解决了立项问题。  
  习书记还说:“宣总,你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保证,假如你们以后不做这个项目了,你就要让我们退出,返回我们投资的金额,外加一点利息,让我们有个退出机制。”  
  听完这句话,我就觉得他的想法挺先进的,当时,哪有还没合作就想到退出的?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对的。果然,后来西门子把PC卖给富士通了,我们就一起把电子集团的股份卖掉了,不但让它没有一毛钱的损失,还返回了投资的利息。从这一点就能看到,习书记不仅敢于突破,而且眼光长远。  

有一次,跟习书记搭班子的一位市长问我:“你认不认得台湾的一家汽车公司,以前跟三菱合作过,叫中华汽车?”  
  我说:“我认得啊,我父亲认识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吴舜文老太太,公司的总经理还是我的学弟,叫林信义,他还做过台湾地区的‘行政院’副院长。”  
  他说:“我们这边可以和他们搞一个合作项目,生产台湾的一种商用车——得利卡。”这种车既可以坐人,也可以拉货。  
  我说:“好啊,我去问问看。”  
  我问了一下林信义,林信义说:“我觉得大陆市场很大,我也想去啊,但是要经老太太允许才行。”  
  我就说:“我来试试看,我正好也认得吴董事长。”  
  吴舜文老太太是我的长辈,我称她为严伯母。我特意找了个机会和她交流,她问我:“小宣,你最近在哪里?”  
  我说:“在福州。”  
  她说:“福州,我知道,我们这边中华汽车也考虑去啊。”  
  我说:“大陆市场很大,要看准未来,抓住这个先机。”  
  她说:“你在那边怎么样?”  
  我说:“我在这边很好啊,内销也没有问题,外汇我们自己平衡。”  
  后来,她听我的另外一个长辈也说福州很好。我就跟她说:“我觉得福州的领导蛮开明的。”我还给她举了一个例子:我跟海关去谈,希望他们能够到我们这边来监督,现场办公,这样可以节约时间。海关比较严格,不太愿意听我们的建议。后来,市领导帮忙协调,海关就到我们这边来监督了。这件事充分说明了福州的政风很好,办事很及时。因为习书记是实干派,很接地气,从来不讲空话。同时,他严格要求部下,每一个问题都要有答案。他做事的风格,可以说是雷厉风行。

  采访组:您在大陆办企业过程中,除内销权问题、海关监管问题外,还有哪些困难?习近平同志当年给了您哪些帮助?  
  宣建生: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我们台湾的企业家,那时候来大陆投资,是“冒大不韪”的,台湾当局不让我们“西进”,总是以各种方式找麻烦,不肯放资金过来。  
  资金过不来,我就需要在大陆这边的银行贷款。那时找银行贷款是很不容易的。我就跟习书记说:“银行就像当铺,要我一定拿十足的东西去作抵押。可是我要能拿出十足的东西,我就不需要贷款了。”  
  后来,习书记就给我介绍认识了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的行长。行长说:“我们派个小组去你们美国公司考察,你在我们中国银行开个户头,我们看得到你们的物流及资金流,并请你和林文镜先生个人担保,就可以给你们贷款了。”这个事情后来就比较顺利地办成了。  
  习书记做事,很能抓住事情的关键点。他找银行来与我们沟通的时候,心里很清楚,只有比较开明的银行才懂得国际上的这些东西,这样问题才能解决。所以他当时没有找福清的银行,福清的银行没有国际化,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他是在合法、合情、合理的前提下去解决问题,没有破坏任何规定。  
  我真的很感激习书记,他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相对容易解决的事情,但在那个年代,资金没这么多,大陆的国际化程度也没有这么高。他帮我们解决银行贷款等问题,为我们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后来,福建出了一些走私案,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我们冠捷是这边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始终规规矩矩地经营,没有辜负习书记的信任,也没有给福建的领导添过任何麻烦。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帮助了这么多台资和外资企业在福建落户发展,您觉得他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宣建生:习书记帮助这么多企业在福建扎下根,主要还是为了福建的经济发展,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这是出于他对“改革开放”这四个字的深刻体会。我们两个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曾说:“是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了,是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们富起来了。”  
  中国要想发展,既要改革,又要开放。党的干部如果不改变看法和做法,怎么可能会有进步呢?习书记就是非常务实地去理解这些事情,去做这些事情。
  交往这么多年,我觉得习书记是一个生活很简朴的人。他对吃喝的要求很简单:下乡的时候,一碗炸酱面,或者一份饺子,甚至一碗酸辣汤就可以是一顿饭,搞得超标了,他还不允许。他对穿衣也没有过高要求,只要干净、整齐、得体就行了。  
  他非常好学,喜欢看书,喜欢出去多看,多下去了解实际情况。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很有道理的。据我所知,他喜欢看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讲台湾经济起飞的书,介绍新竹科技园区、高雄加工出口区等方面的书。这方面的书,我都会从台湾带来给他看。他也送给我书,送我的第一部书是唐浩明写的《曾国藩》,书写得非常好。他还喜欢跟我谈他看的书。他看过我带给他的书之后,也会跟我交流。  
  让我特别难忘的是,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比如,他很关心我和我的家人,见面时常问:“你太太和孩子都好吗?”我太太带我两个孩子在美国上学,每年寒暑假回来两三次,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对我说:“你下次回来,有机会请你家人一起吃个饭。”有一次,我和太太回福清看看,他正好也在,我们就在一起吃了饭,他对我的家人很亲切,很热情。  
  有一次,我跟他出国考察,飞到上海转机,他知道我是在上海长大的,就要请我吃饭。我们吃饭的地方并不是很高档,是在城隍庙那边吃很传统的老上海菜。我说:“真没想到你还知道这家店呀!”那次上海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真的很有人情味。  
  还有一点就是,习书记和我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所以也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很谈得来。  
  我是19岁去的台湾。1949年,我父亲随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因为家里人太多又很匆忙,就把我给落下了。台湾那边有人说,“宣先生是吃共产党奶水长大的”。确实,我受过很多社会主义的教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那一代年轻人追求奉献社会、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理想。但我当时属于“黑五类”,上小学时就被送到农村去劳动,上初中时就去插队了。16岁到18岁在贵州都匀插队,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段岁月很艰苦。  
  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就跟习书记有很多这方面的共同语言。他跟我讲,他去陕西插队,那时候很饿,连生肉都能吃下去。他还说,他那时候干体力活和当地的老乡一样,可以扛上百斤的粮食。他跟我分享他在陕西的那段岁月,我很有共鸣,所以印象深刻。  
  习书记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上山下乡了。后来他从政了,也一直在“上山下乡”。他在福建17年多的时间里,去过的福建的地方,可能比多数福建人都多。而我来福建投资快30年了,很多地方都没去过。  
  我的堂伯父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的,习书记的父亲习老认得他,他们之前还是对手。我伯父做过蒋介石的侍卫长,还做过当年的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我们的父辈是对手、是敌人,但我们年轻一辈成了合作伙伴、成了朋友。所以,我觉得我跟习书记还是蛮有缘分的。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当年还有过几次一起出国考察访问和开展合作的经历。请您讲讲出国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宣建生:有一次,我们从上海转飞夏威夷参加一个电子展。到夏威夷之后,当时的天气还可以,但天气预报说台风要来。我就说:“我们先到旅馆吧,先换身衣服,穿得随便一点,出去转一转,台风来之前就回来。”他说:“好。”换好衣服之后,我说:“咱们去哪里?”他说:“珍珠港。”因为珍珠港包含很多历史因素,也是来夏威夷的必去之地。那天,我找了一辆车,我们参观了珍珠港展览馆。  
  跟习书记在一起,我感觉他这个人很幽默,而且知识很丰富。参观完珍珠港之后,台风一过,我们就去参加电子展,他对这些很感兴趣。  
  在荷兰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很有意思的。接待他的是海尼根啤酒公司,大陆叫“喜力”,是荷兰百年的企业,他们也想到福建去,这次就是和习书记进行洽谈的。  
  经过比利时的时候,我们就想去看看滑铁卢,一路上我们两个人只顾着聊天,但是司机迷路了,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他就叫我跟司机先生说:“我们在滑铁卢遭遇‘滑铁卢’了。”司机本来很着急、很紧张,认为乘客可能会怪他,但听到习书记和他开了一句玩笑,他也就感到轻松多了。  
  我们去德国西门子访问,主要是为了和西门子签约,把西门子引进来。我们去参观西门子的生产线,习书记看得很细,并且很虚心地向他们请教问题。当时,西门子已经实现自动化了,都是由机器人送料。他就说:“你们西门子在德国的人力成本肯定很高啊,所以你们就大量研究和应用机器人替代人的工作,这个很先进,很不容易。”他也知道,PC的竞争很激烈,那个时候大陆有联想、方正、清华同方、紫光等,但是和西门子相比就差得太远了。所以他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西门子能够做得这么好?西门子方面就跟他解释:德国人在自动化方面做得很彻底,凡是机器能够替代人的工作,全部都由机器来替代。
  在那次访问过程中,习书记还详细地询问了西门子的劳工薪资、自动化生产方面的具体情况。我感觉,他很细心,很有学习精神,一路上都是仔细地去看。他的问题不多,但一问就是最关键的地方。他的知识面很全,很丰富,他对很多经济问题包括制造业颇有研究。  
  西门子请他吃饭的时候,征询他对饮食有什么要求,他说:“不要给我特别准备,我什么都吃,德国人吃的东西我都可以。”吃饭的时候,德国人请他喝酒,他很有节制,要签约了嘛,喝一点点应个礼仪,点到即止。  
  签约完后,我们就回国了。1994年,西门子就在福清落地了,和我们一起生产PC。西门子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化的企业,业务范围涉及医疗、电力、能源管理、房地产、交通、金融等很多行业。我们当时与西门子的签约,只是跟它一个PC部门的合作,不是整个大公司。但我们算是开了一个先河。后来,西门子的很多业务都来到了大陆,比如通讯、半导体、数字化等等。

我再讲讲访问韩国的故事。在韩国,我们去看了大宇汽车,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设宴迎接我们。席间,他送了我们一人一本讲他创业史的书。  
  第二天早上,我们要去参观大宇公司。早餐的时候,习书记就跟我们谈到了很多书里的内容。其实,我们前一天的行程很累,我回去就早早休息了。习书记精力很旺盛,他回去还把那本书看完了。那本书是翻译成汉语的,主要就讲大宇的创办过程,里面讲到“全世界60多个地方都有大宇”。习书记把这本书的内容记得很清楚,可谓过目不忘。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好学的人,学习能力很强,吸收能力很强,记忆力超群,这也是他的天分之一。  
  他与大宇沟通的时候,问的问题都很关键。比如说:主要零件是从哪里来的?技术是谁提供的?大宇跟美国的庞蒂亚克有合作,他就问:具体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技术又是怎么转移的?等等。  
  他出来的目的,就是来吸收这些知识的。他现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因为他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了。  
  他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很少在福州待着,经常下乡考察,也经常出国访问。当省长之后,他下乡就更多了。他喜欢到乡下去调研,去了解实际情况,发现实际问题,这是他的习惯。现在,我们在新闻上经常能看到他在基层考察、出国访问、开会、交流。他做事是不怕辛苦的,而且他很实际,精力和体力也是非常充沛的。  
采访组:您能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和林文镜先生之间交往的故事吗?  
宣建生:林文镜先生在福清长大,他十几岁就去印度尼西亚。他是一位爱国华侨,德高望重。  
  林大哥这一生在印度尼西亚赚的钱,很多都投到大陆来,投到家乡福清来了。很多外商和台商也是林大哥介绍过来的,我就是他拉过来的嘛。习书记对林大哥非常尊敬,每次我们合影拍照的时候,他都会让林大哥站到中间。  
  习书记也非常关心他,很会替他着想。有一次,我们去考察,林大哥一直带着我们奔波于印度尼西亚各界,很辛苦。晚上,林大哥陪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习书记考虑到他的身体,就会让他早点去休息。他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再聊会儿天,让林大哥回去睡觉吧,他跟着我们跑,身体会吃不消。”  
  采访组:您在大陆办企业多年,对于大陆这些年的变化,一定有切身体会。能否谈谈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宣建生: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很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他当地方领导的时候经常出国去考察、去学习、去了解,现在他倡导的“一带一路”,是实实在在地去做,走得更远、更实在了。  
  现在,很多国家的人都对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有好感,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他们都很了解,以前都去过他们的国家,对他们国家的历史、文化非常熟悉,对他们的长处、需求了如指掌。他还喜欢与人交朋友,每次国外的朋友来了,或者曾在国外接待过他的人来了,他就是再忙也会抽时间去接待。他是有情有义的一个人,他的朋友遍天下。  
  我觉得,将来的历史要写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年做的事,“一带一路”是很重要的一笔。现在,大陆把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工程、交通、安全监控等进行输出,这是对方求之不得的,对我们也大有好处。如果我们帮他们把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弄好,他们发展起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双赢。
  当然,也有人会怀疑说,贷那么多钱给别人,这值得吗?实际上,我不这样认为,从生意人的角度看,我觉得“一带一路”就好比是一个长期的投资,以后肯定会有回报。以我来讲,我是做实业的,我有很多投资也不是一年就能有回报,可能要5年甚至10年才能有回报。  
  “一带一路”用经济合作与交流的方式,提高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一带一路”未来会给我们国家和相关国家长远的回报,这是天时地利人和与历史相接的必然。所以,未来的历史学家,也一定会为习近平总书记写上一笔非常正面的评价,这是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  
采访组:您作为党外人士,作为台湾的企业家,与中共各级官员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交往,您怎么看待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宣建生:我很钦佩。习近平总书记能够把国家治理得这么好,并且能坚持这样做,大家都是交口称赞的。他从严治党,是从他对自己、对家人、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做起的。中国有句俗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也有一句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  
  现在,有的领导说:“宣总,不好意思啊,我现在请你吃饭都只能在我们食堂吃。”我说:“那太好了,我们这样的年龄在外面大吃大喝的,身体也会受不了。”我觉得,中央的八项规定是好事一件。  
  我们生意人的价值观就是“永续经营”。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要想“永续经营”下去,就必须从严治党,建立一个完善的自我监督、自我平衡的机制,这样才行。



习近平在福州(二十三)

 “习书记常说‘共产党的基本功就是联系群众’”

  采访对象:陈向先,19537月生,福建福州人。19892月任福州市委副秘书长,19938月任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19957月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19月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20025月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097月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20122月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2013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20172月退休。

采访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67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陈向先同志,您好!您最早是什么时候见到习近平同志的?  
   陈向先:1989年夏天,我当时是福州市委副秘书长,参加在莆田召开的福建五地市经济协作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在五个地市书记当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穿着简单而朴素,一条绿军裤,一件普通的白衬衫,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讲起话来字正腔圆,很引人注意。习近平同志谈问题深入浅出,很有条理,又不枯燥,让参会的同志听着很容易接受。我当时就感到,习近平同志是个很有水平的领导干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您和时任福州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文贵同志一起到宁德去接他。请您讲讲这个过程。  
陈向先:19904月,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我与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文贵同志一起到宁德去接他。去接他之前,我就听说了他在宁德的事迹。他在宁德当地委书记两年时间,大刀阔斧清理干部违规建房,他表示,宁可得罪两三千名干部,也不得罪三百多万人民。听到这件事,我心中很是敬佩,觉得习近平同志富有正义感,敢于负责,敢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这样一身正气、能力又强的领导干部调到福州,是福州之“福”,是一件大好事。  
  当时,从福州到宁德的路很难走,要翻山越岭。我们一路奔波到了宁德,和习书记见面之后,互相介绍、握手。他很有亲和力,说话语速不快,给人感觉很稳重。  
  我们与宁德的同志作了交接。离开之前,宁德的同志发现我们接习书记的车牌号是“闽A00444”,对此有些看法。我也不好解释,因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车牌到底是怎么分配的,我也不清楚,一般都是分配什么车,我们就用什么车,不会特别注意车牌号码。不过,宁德的同志这么一提,还真觉得这一排“4”挺扎眼的。但习书记一点都不介意,他来福州后,还是使用这辆车,就用这个车牌。这虽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但从中可以看出习书记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迷信,也不俗套。而且,他底气很足,一身正气,所以一点都不信邪。邪不压正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以后,您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请谈谈您了解的情况。  
陈向先:习书记到福州以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在老干部宿舍楼里安排了一套住房。一开始,我们还担心他和老干部们住在一起不习惯,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的老同志喜欢反映问题,爱提意见,但习书记却很愿意和老同志们住在一起。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对老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非常重视,和老干部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关系都很好。  
  习书记待人真诚,既谦虚平和,又很有威严。这种威严来自他正直无私的品质,也就是“不怒自威”。工作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有的同志在他面前不敢瞎吹了,因为谁在他面前说瞎话,他都心里有数。他虽然不会声色俱厉地批评,但他的严格要求,让任何人都糊弄不过去。  
  习书记有任何事情、任何要求,都是当面直接提出来,摊开了说。他绝不会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后给人穿小鞋,使绊子整人。如果他对谁有意见,认为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一定会当面说。这是我们尊敬他但又不惧怕他的根本原因。同时,习书记对党的工作**绝对是守口如瓶,从来不透露任何不该透露的信息。这一点,实际上是一些领导干部做不到的。  
  在廉政建设方面,习书记确实是做到了“打铁必须自身硬”。他是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后来又担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但他的办公室始终是二楼的一间小办公室,他在福州工作的7年间从来没有装修改造过。外事活动中,他收到的任何礼品,连客人送给他的一条领带、一盒食品都交给我,由我登记上交处理。  
  在党风建设上,他是教育、惩处“两手抓”,顶住压力处理了一些案子。习书记对干部的要求很严格,他说:“上面要求不严格,下面对待工作就会漫不经心。好的干部一定是严格管理出来的。”他经常找区县主要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谈话,并定期开展述职。福州市当时有13个区县,习书记每年上半年都要走一遍,下半年也要走一遍,每个区县要花上23天时间,而且是深入乡镇、街道、村居了解情况,倾听基层的真实反映。到每个区县,他都要召开现场办公会,及时处理和解决问题。对以前发现的问题,他要检查是否改进,发现新的问题就要求及时整改。  
  习书记既严格要求下属,又对同志们关心爱护。在很多生活小事上,他都非常体贴,比如有的同志父母或小孩生病,生活上有困难了,他都会及时交代相关同志给予帮助。习书记对同志们在工作上也给予支持,经常手把手地教我们。原先,市委办公厅临时性、随机性的事务过多。我当办公厅主任后,按照习书记的要求,每周末都为下周做一个计划,每个月都会为下个月做一个安排。全年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到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都要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习书记教导下,办公厅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他提出的“马上就办”,不仅是对全市干部的要求,更是对市委办公厅工作的要求。他经常抽出时间和干部谈话,帮助干部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教育、培养、帮助干部,带出了一支好的干部队伍。  
  习书记工作中很突出的一点是,他能够以各种方式方法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他倡导“四下基层”,自己带头做起,帮助广大群众解决各种难题,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下决心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要求市、县主要领导带头接访群众,并形成定期接访制度。他以身作则,每到接访日都与上访群众面对面交谈,直接解决相关问题。他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的基本功就是联系群众”。除此之外,他在实际生活中也经常用自己的工资帮扶一些困难群众。他带头帮扶过两个贫困学生,几年来一直资助他们上学。我们也跟随他,都挂钩帮扶12名贫困生。陕西梁家河的老乡们有了困难到福州来找他,他都尽力帮忙。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灾害,群众有了困难,需要捐款,他都是带头解囊相助。  
  习书记当领导有很多过人之处:他既亲切又威严;既能把握大局,又能细致入微;既关心同志,又严格要求;既能当机立断,又能周密安排;既目光长远,又立足当下;既身居高位,又体察民情。他做事有条理,记忆力惊人,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都非常强。有一次下乡考察,一位领导问我:“福州市土地面积有多大?”我说:“应该有1万多平方公里吧。”习书记说:“有11968平方公里。”我深感佩服,同时也想,这不仅是记忆力的问题,更体现了习书记对这片土地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厚感情。  
  在爱岗敬业方面,习书记也是我们的好榜样。记得1991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同志来福州视察,习书记又同时接到父亲病重的通知,但他坚持陪同吴学谦同志视察。送走吴副总理已是下午,他连夜赶往深圳看望父亲。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速路,福清到深圳有七八百公里,路况又不好,赶回去已经很晚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省会城市主持工作,肯定会面对很多复杂情况,处理很多棘手问题,请介绍一些相关的情况。  
陈向先:确实如此。习书记没有在温室里待过,他是经过艰难复杂环境锻炼出来的领导干部。每当遇到复杂情况时,他都能气定神闲,以稳妥的办法来处置。上世纪90年代,福建偷私渡现象比较严重,福州更为突出,很多人从海上跑到国外或港澳台去。福建省海岸线很长,福州海岸线占全省三分之一,而且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很复杂,有很多途径可以偷私渡出去,政府很难管理。因为生活水平的差距和历史原因,“下南洋”早就成了福建老百姓司空见惯的一件事。出去的福州人,又建立了很多偷私渡渠道,所以一个村只要有一两个人出去了,这个村就可能有更多的人跟着跑出去。  
  因偷私渡导致的惨案时有发生。有一次,福州私渡到台湾的人被遣返回来时,台湾方面把这些私渡者装在船的底舱,上面盖上大木板,并用铁钉钉死。船漂回大陆以后,我们把铁钉撬了,翻开大木板,发现里面的20多个人被闷死了。习书记尽力做好死者家属的工作,同时,他想得更深的,是要打开两岸沟通的渠道。习书记提出,以两岸红十字会的名义,在金门开一个协商会,他派了一位市领导去与对方沟通。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台湾方面答应以后会用比较好的方式遣返私渡者。习书记提出并实施以两岸红十字会对接的方式开展对台沟通交流,这是具有开创性的。两岸这种方式的接触,也使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紧张关系慢慢缓和下来,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恶性事件。  
  从这个私渡事件的处理上,可以看出习书记在工作上既能当机立断,又能周全安排。他一方面及时安抚和慰问私渡死亡者的家属,另一方面推动完善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沟通机制,从长远角度解决问题。更为可贵的是,习书记提出要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来改善人民生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老百姓日子好了,安居乐业了,自然就不会再冒险偷私渡了。  
  从1990年开始,习书记在6年多时间里,做了很多事,给福州带来了历史上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习书记敢于开拓、敢于担当,他主导建设了三个开发区:一个是“官办”的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另一个是“侨办”的福清融侨开发区,这里面的台资企业很多;还有一个是“民办”的鼓山投资开发区。这些开发区,有效带动了市里和其他县区的发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您先是市委办公厅主任,后来又担任市委组织部部长,请您具体介绍一下他在组织工作、干部工作方面的特点。  
陈向先:习书记既重视抓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又突出抓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干部工作。我讲几件对我触动比较深的事。  
  福州是省会城市,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压力、影响也比其他地方大。他刚来福州,有人就议论,习书记才30多岁,是否他用干部也都要30多岁的。习书记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说,我在各处工作,都是同各个年龄层次的同志打交道。各个年龄层次都要考虑,谁能干、谁符合党的用人条件、谁工作出色,就用谁。他还说,除了这些大标准之外,我在实践中还有一种体会,就是要“近君子、远小人”。有四种人不能重用:一是做官期望值过高的人;二是善于钻营的人;三是“天桥把式”的人;四是欺上瞒下的人。这一番话,给全市的干部工作带来了清新之气。  
  习书记在干部工作中具有很强的原则性。他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组织部不能成为“商量部”,个人要服从组织,而不是组织迁就个人,要逐步形成好风气。过去干革命是哪里艰苦、哪里危险去哪里。提拔使用干部要有正确导向,不讲价钱,到艰苦的地方去,能打硬仗,这样的同志将来就要给他重担子挑。  
  习书记来福州后,多次强调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他在全市组织部长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考察干部要把握好德才关。他引用林则徐的《观操守》,即“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强调关键时刻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一定要把干部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考察清楚。习书记很早就重视领导干部的公德和私德。有一名副局长的家属,在大年初一跑到我家哭哭啼啼,说她丈夫待家人很不好,无法忍受。我向习书记报告此事,他要求调查一下,并说,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父母亲人都不爱,很难说他会爱党爱国爱岗敬业。后来,市委研究决定,对这个干部作了调整。习书记在守公德严私德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后,做了哪些探索和实践?  
陈向先:习书记任省委副书记以后,主管农村农业工作。现在讲的“推进农村小康建设”,其实在他当副书记时就大力抓这项工作。当时他下基层,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农村,可以说三天两头往农村跑。在他任上,创新了农村工作机制,干部到农村做“下派村支书”、“高位嫁接”科技特派员等工作都全面地抓起来了。  
  在习书记任福建省省长期间,他于2000年提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同时在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花了很多心血。  
  此外,他还提出提升福建综合竞争力的问题。他认为,福建是夹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的省份,必须充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因地制宜谋发展。例如,他总结推广“晋江经验”,要求各地在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上下功夫。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很多理念,不少都源于他在福建工作时的探索和实践,并经历了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在一次发言中也提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很多理论是厚积薄发的,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他提出“不断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些都是很精辟、很实在的提法。他的很多理念、主张、措施都是先人一步,具有预见性、超前性。他主导的“数字福建”建设,在刚刚提出的时候,我们还在想,“数字福建”是不是干部汇报的经济指标中那些数字?后来才搞清楚,“数字福建”实际上指的是福建的信息化建设。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提出和实施的既超前探索又实际可行的举措是很多的。例如,他推动“餐桌污染”治理,率全国之先。还有“生态福建”建设、机关效能建设,他都是很早就提出并在福建开始探索实践了,其他地方后来才陆陆续续有了类似的提法和措施。  
采访组:请您谈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的感受。  
陈向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高超的领导水平和驾驭全局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有先见之明又切实可行的理念和主张。之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我们和世界现有的经济关系、交流方式上寻求一个突破。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办法。这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行动,也是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密切交往与合作的大举措。  
  现在我国金融领域的整顿也很有成效。接下来,楼市也会越来越健康。习近平总书记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治理,就能够让房地产市场逐渐回归到基本居住功能上来。这是大得民心的事。  
  十八大以来,政治建设的成效、政治生态的优化非常显著,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反腐败取得了重要成果,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完善,党的建设更加科学有效,党建工作责任制真正建立起来了。  
  在文化建设方面,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增强文化自信。十八大以来,主旋律和正能量抓得很及时、很到位。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这是我们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也非常显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留住乡愁”,这些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语言,都很实在,也为全国百姓所称道。  
  “撸起袖子加油干!”现在已经成了大家的口头语。这既接地气又鼓舞人心的话,对凝聚人心和力量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总之,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是我们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当之无愧的掌舵者。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富强,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美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早日实现。

附:

福建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系列采访实录

   416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三部系列采访实录,更好地汲取政治、思想和精神的力量,努力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省委书记于伟国主持。省长唐登杰,省政协主席崔玉英出席。胡昌升、杨贤金、郑新聪、张广敏作重点发言。

  大家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进行的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念创新和重大实践,凝结着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生命力。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发挥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会议强调,《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系列采访实录,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提供了鲜活教材。要把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的创新理念和重大实践,与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起来,更加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矢志不渝的初心坚守、永不懈怠的使命担当、念兹在兹的为民情怀、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做到知之愈明、信之愈坚、行之愈笃,进一步推动“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在内心深处扎根铸魂。要紧密联系实际,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化“三四八”贯彻落实机制,全面系统、扎扎实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到位。

会议强调,要在学习和实践中磨砺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扛起责任,敢于斗争、经受考验,抓紧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要大力弘扬“滴水穿石”“四下基层”“四个万家”“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狠抓工作落实,持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进一步把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福建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原标题:坚守初心使命 勇于担当作为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319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从中深刻汲取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实干的力量,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把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省委书记于伟国主持。于伟国、唐登杰、崔玉英、王宁作重点发言。

会上,大家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一致认为,《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让我们更加充分领悟了习近平总书记着眼长远、胸怀大局的战略思维,大刀阔斧、科学决策的改革思路,脚踏实地、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心系人民、情暖民心的赤诚情怀,进一步深化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理解和把握。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理想信念的坚定笃行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与人民心连心的一个个生动事例、动人场景,给我们以强烈的思想启示、广泛的思想共鸣、深刻的思想教育。一定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强大动力,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会议强调,要通过学习,进一步铸就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指导实践、见诸行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真正做到忠诚于党的理论,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断涵养炽热深厚的为民情怀,始终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强化群众观点、走好群众路线、增进民生福祉,不断解决好群众的所需、所急、所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从中汲取攻坚克难、勇于斗争的力量,敢于顽强斗争、敢于逆行攻坚,慎终如始、善作善成,全面落实外防输入重点任务,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全面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要进一步培育狠抓工作落实的优良作风,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以“滴水穿石、垒土成台”的韧劲,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好《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把勇于担当作为、狠抓工作落实作为初心使命、执政本领、履职尽责的重要检验,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

福州市委常委会集中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213日,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王宁主持召开福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工作小组第四次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集中学习近期刊发的《习近平在福州》系列采访实录,交流学习收获和心得体会,进一步推动福州市学习宣传工作走深走实,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抓细抓实。

会议指出,《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是福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鲜活教材。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倍加珍惜、认真学习、用心感悟,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时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传承好、落实好,通过学习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在福州落地生根。

会议强调,要继续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着思考带着问题,持续不断深入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不断从习近平总书记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实际行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把责任扛起来,把标杆立起来,强化担当,冲在一线,做到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干部当先锋作表率,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要在疫情防控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疫情防控工作抓细实抓到位,有力有序组织企业和项目建设加快复工复产,努力在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交出合格答卷,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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