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汇编(二)
信息来源:宣传部 发布日期:2020-03-12

 

 

 

19904月,习近平同志从闽东的宁德地委书记调任省会城市福州的市委书记,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六年。他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福州发展作出顶层设计,主持编制被称为“3820”工程的《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并坚持不懈抓好实施。他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坚持“以侨引侨、以侨引台”,狠抓招商引资,着力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海上福州”“国际化大都市”,推动福州实现跨越式发展。他保护城市文脉,推动旧城改造,抗击台风洪水,持续关注民生,创设“下基层接访”制度,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强化机关效能,使福州焕发蓬勃生机活力。

这组采访实录,生动还原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着眼长远、胸怀全局的战略思维,大刀阔斧、科学决策的改革思路,脚踏实地、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心系人民、情暖民心的赤诚情怀。历史记录着福州的沧桑巨变,也记录着习近平同志开拓担当、执政为民的领导风范。敬请广大读者关注这组采访实录。

 

 

 


 

 

习近平在福州(十四)

“近平同志强调要敢做时代的弄潮人”............................... 1

习近平在福州(十五)

“习书记要求件件有反馈、事事有落实”........................ 21

习近平在福州(十六)

“习书记让办公厅充分发挥总枢纽的作用”.................... 37

习近平在福州(十七)

“习书记注重工作的计划性和战略性”............................ 52

习近平在福州(十八)

“‘3820’工程就是习书记给我们提出的‘福州梦’”... 66

习近平在福州(十九)

“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再苦再累也值得”........................ 78

习近平在福州(二十)

“习书记对棚户区改造倾注了很多心血”........................ 95

习近平在福州(二十一)

“一餐一饭系心间,一举一动为人民”.......................... 111


习近平在福州(十四)

 

“近平同志强调要敢做时代的弄潮人”

 

http://www.ccps.gov.cn/zl/xjpzfz/202001/t20200110_137404.shtml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已陆续刊发。《习近平在福州》是记录习近平总书记成长历程的系列采访实录的第五部。 

 

采访对象:林彬,195710月生,福州市人。1992年,任福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1997年至2009年,历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长乐市委书记。2015年,任福建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采访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63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林彬同志,您好!您在福州市工作期间,曾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请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林彬: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在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党的十八大以后,有朋友跟我聊天时问我:“你和习主席接触了那么久,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以前你都不讲,现在他当了国家主席,总可以讲讲了吧。”

  我说:“长说,还是短说?”

  朋友说:“短说怎么说?”

  我说:“短说的话,我对他的印象可以集中概括为八个字——平民情怀、贵族气质。我就说这么多,你们要自己体会了。”

  朋友说:“老林,卖关子可不行,虽然是短说,你也得展开一下啊,到底这八个字是什么内涵?”

  我说:“好吧。先说平民情怀。近平同志的平民情怀是‘断崖’式实现的:他一下子就从国务院副总理的‘府邸’到了陕北黄土高原黑魆魆的窑洞,过着最艰苦的生活;一下子就从一名高干子弟,成了一名普通知青,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面对这种天壤之别的反差,近平同志没有自暴自弃、悲观绝望,而是努力适应艰苦环境,与农民同甘苦共患难,坚实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在上山下乡的7年当中,近平同志锤炼了精神和意志,感受了基层民众的疾苦,铸就了宽广博大的平民情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和老百姓交流的神态是由衷的,是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关爱。党的十八大之后,他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是他平民情怀的集中体现。”

  朋友说:“那么,他的贵族气质怎么讲?”

  我说:“近平同志的贵族气质,是骨子里透出来的。他讲话沉稳而有哲理,语言平实,却能深入人心;他走在大堂上,有一种气定神闲、不言自威的风采。无论是和英国女王乘坐皇家马车,还是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特朗普在一起会谈,他的气场都足以镇得住场、压得住阵。他这种贵族气质,又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傲,而是源于他的平民情怀,以他丰富的执政经历和强大的自信为前提,是长期积累和沉淀的自然外化。平民情怀和贵族气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和谐地统一在近平同志身上。”

  朋友说:“老林,你讲得很好。不过,你对习主席的这些印象,我们没有和他共事过的人也有所感啊!他的这些经历,我们也是了解的。所以,你的‘短说’,听起来还不过瘾,你还是再‘长说’一番吧。”

  我说:“那好。从我和他一起共事的经历来看,近平同志身上有‘五个实’,这‘五个实’决定了他能够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

  “第一是朴实。他是吃过大苦的人。一下子从相对优越的生活跌入最艰苦的生活,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理解到理解,这个过程改变了他。他和农民一样在黄土地上春种秋收,和最贫困的群众一样‘土里刨食’。所以,他懂得真实的农村,懂得什么是民间疾苦,懂得老百姓最渴望什么,归根结底,他知道什么叫‘实际’。”

  “第二是扎实。他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起来的。他当过知青,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想尽办法让全村老百姓吃饱穿暖;他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当过工作人员,服务领导同志,做具体工作;之后,他当过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副市长、地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一直到中央,最后成为全党的总书记。他从乡村一步一步干起,从基层一步一步干起,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

  “第三是厚实。这主要是指他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通过博览群书,通过持续不断的刻苦学习获得的。近平同志爱读书、爱学习是大家都知道的。在福州工作期间,有一个周末,我去给近平同志送材料,之后闲聊了几句,就聊到了读书和学习。我问他:‘你在延安插队时都看什么书?’他说:‘我跟你说我看过什么书,你相信吗?’我说:‘我相信。’他说:‘我背过《新华字典》。’我听后,大吃一惊。近平同志的文化底蕴,不仅仅是通过博览群书,也是通过刻苦勤奋的学习不断积累起来的。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黄土高原上一页一页地背厚厚的《新华字典》,他是为了把汉字读懂,读懂了汉字,之后才能更好地读懂博大的中国文化。今天,我们看近平同志用典,可以说是信手拈来,随口而出,用得恰到好处,既不是炫技,也不是‘掉书袋’。这都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知根知底的了解。”

  “第四是踏实。近平同志非常有远见,他的远见在于他有长远的规划,而不贪一时之功。他的目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干几年,大干快上,努力追求自己的‘政绩’‘显绩’,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所以,他在福州工作也好,在省里工作也好,都是踏踏实实地工作,为长远发展作了厚实的铺垫。”

  “第五是平实。这个特点,应了他的名字。他曾不止一次说,‘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他当总书记之后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充分体现了他平实的一面。”

  听了这“五个实”,我的朋友赞叹说:“老林,你总结得好啊。”我说:“不是我总结得好,是近平同志做得好。如果他没有做到,我也总结不出来啊。”

采访组:您长期在福州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对习近平同志当时在福州的施政理念很了解,请介绍一下您的认识和体会。

  林彬:近平同志19904月到福州工作。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6年时间,非常荣幸能够近距离感受他的人格魅力,领略他的施政风采。他当时的一些决策、风范和德政,令人无法忘记。

  一是“3820”的发展构想。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地呈现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发展态势。福州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成为全市上下共同关注的问题。1992年,近平同志倡议并主持编制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等。后来,我们把这个战略设想简称为“3820”工程。“3820”工程的出台,经历了深入调查、广泛研讨和反复论证,既有对时代潮流的精确把握、对福州发展的精准定位,更有对工作具体推进的精心部署、精密推动,可操作性极强,很快赢得福州干部群众的普遍认可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这一宏伟蓝图如今已变成现实。

  二是“沿江向海”的战略布局。《山海经》上说“闽在海中”,就是说福建在古代是海浸之区。福州是一座伴海而生、因海而兴、拓海而荣的港口城市。近平同志到福建工作后,由厦门到宁德再到福州,对江海情有独钟。他曾非常明确地指出,福州的城市发展要“沿江向海,东进南下”。我现在还记得他在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上所说的一句话:“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

  三是和谐发展的生态理念。近平同志对福州乃至福建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因而对生态福建的把握非常精准深刻。在福州乃至在省里工作期间,他对城乡绿化、水土治理、环境保护等工作都非常重视,经常利用下乡和周末时间带身边工作人员到城乡现场调研和指导,很多细节我还记忆犹新。他提出的“绿色工程”“生态省”等一系列生态理念到今天仍然深入人心。

  四是“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我非常清晰地记得近平同志在提高工作效率和改进工作作风上强调的“马上就办”四个字,这成了当时福州的一句流行语。如今,在福州市委大院里,“马上就办”四个大字仍然十分显眼,时刻提醒着党员领导干部注重效率,由此凝聚成的“马真精神”(“马真”即“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缩略语)更成为新时期党政机关工作作风的形象表达。

  五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从政准则。我经常在会议、调研和日常生活中听到近平同志对干部廉洁从政的要求。他说:“当官发财两股道,领导干部打开了事业发展、个人进步的大门,就要关上个人和家属经商发财的窗。甘蔗不能两头甜。”他要求党员干部包括身边工作人员务必始终牢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道理,真正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任何情况下都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这个要求不光是对别人讲的,他自己也是一以贯之地身体力行。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谈“3820”工程的起草过程。

  林彬:3820”工程是福州处于世纪之交,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制定的一个跨世纪宏伟工程。这个工程的总工程师,就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近平同志。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后,近平同志就在第一时间敏锐地感到这个谈话所释放出来的重大政策信号,随即在当年5月召开的福州市党代会上提出“必须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做到每35年上一个新台阶,尽快改变港澳粤闽台南中国海区域内我们处于‘后排就座’的状况,研究20年后福州市将达到怎样一个发展水平”。为此,他亲自担任总指导,专门成立课题组开展发展战略研究。此后,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全民讨论,可以说是“万人答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十易其稿”,终于编制完成《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以下简称《战略设想》)。这个《战略设想》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及时修订完善,最后在当年11月召开的市委六届六次全会上审议通过。

  这个《战略设想》共分为五大部分,分别是“发展基础和条件”“战略设想与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和措施”。核心是:以3年、8年、20年为时间节点,分“三步走”。第一步:用3年时间(1992年—1995年),使经济上一个大台阶,主要指标在1990年基础上翻一番,提前实现小康水平;第二步:用8年时间(1992年—2000年),使全市城乡各项人均水平等主要指标达到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水平;第三步:用20年时间(1990年—2010年),达到或接近亚洲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当时的平均发展水平。此外,还有一个战略目标——把福州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一个战略布局——开发形成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

采访组:3820”工程战略规划有哪些特点?

  林彬: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检验,我理解“3820”工程有几个鲜明特点,我归结为“四个体现”。

  一是体现了对时代潮流的准确把握。着眼于新形势、新机遇、新世纪,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紧紧抓住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的历史机遇和对我有利的国际形势,对标国内先进城市和亚洲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为21世纪福州的发展奠定基础。这正如近平同志在《战略设想》序言中说的:“我们是站在创造未来的源头上,就应当树立超前意识,敢做时代的弄潮人。”

  二是体现了对战略全局的高瞻远瞩。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制定战略布局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他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建设,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往往会导致建设中产生严重的失误,甚至留下永久的遗憾。因此,福州在大踏步迈向新世纪的进程中,首先要有一个立足于科学、切合实际的长远战略设想,才能使福州的改革开放事业谱写出最雄壮的乐章。《战略设想》通篇体现了他的战略思维和宽阔视野。从宏观层面看,当年制定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都已如期实现,而且与现阶段福州发展趋势基本吻合;从微观层面看,比如在战略重点和举措中提出的把马尾保税区建成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自由贸易区、促进两岸双向交流和直接“三通”等,也都变成了现实。

  三是体现了对自身情况的精准定位。《战略设想》分析了福州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既看到了自身优势,也看到了不足,清醒的分析大大增强了战略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比如,《战略设想》明确指出福州发展最大的制约是基础设施滞后、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不突出等,所以采取了“狠抓基础设施建设,用3年时间变成适应型、8年变成适度超前型”的有力措施。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近平同志一直以来所强调的精准思维。

  四是体现了对推进发展的系统统筹。《战略设想》着眼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即城区与县乡、沿海与山区共同发展,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协同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同时还用系统的眼光提出,要加强与闽江流域和闽东北优势互补,促进全面发展。

采访组:3820”工程给福建留下了什么?未来会带给福建什么样的影响?

  林彬:正是得益于近平同志的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作风,“3820”工程的主要发展指标已经如期实现,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战略布局也已基本形成,而且还将对福州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我想,由近平同志亲自推动和领导制定的“3820”工程,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先说说精神财富,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马真精神”。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在榕城大地蔚然成风。现在的福州,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十足,全市上下竞相发展、比争赶超的氛围越来越浓,行政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也越来越高。比如,市行政服务中心30%的审批事项实现以小时计时,市民服务中心70%的服务事项实现以分钟计时。二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一张蓝图,绘就20年发展规划,展现了近平同志“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的实干作风,以及他一直强调的“政贵有恒”的理念。福州的历届班子都十分注意坚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目前都还在继续遵循和实施他当年在福州提出的建设“海上福州”“东进南下”的城市发展战略等。三是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体现为近平同志在编制“3820”工程中一以贯之的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精准思维。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班子,都始终继承这些科学思维方法,围绕老百姓关注的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短板,通过课题研究形成思路再转化成项目,进而再坚持不懈抓落实。

  再说说福建长远发展方向的确定。经过25年的发展,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发展战略布局已经成型,并且越来越清晰。实践证明,20多年前的战略设想符合发展规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目前福州的国家级新区建设、城市发展规划、产业布局,正在按照当年设想的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要求不断展开和推进。这意味着它仍决定着福州未来发展的方向。

  最后说说为福州发展奠定的坚实基础。一是产业基础。当年引进的冠捷电子、冠旺化纤、东南汽车、南方铝业等重大项目,至今仍是福州首屈一指的领军企业,带动形成了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冶金化工等一批重点主导产业集群。二是基础设施。建成了一个机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两条高速(福厦高速和机场高速)、一个港口(福州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大大增强了城市的承载能力。三是平台支撑。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港区等一批国家级园区已培育壮大,而今又升级为国家级物联网产业基地、自贸试验区、东南大数据产业园等等,这些都成为福州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增长点,为未来发展蓄积了强大势能。

采访组:制定“3820”工程后,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抓好落实并逐步将宏伟设想转化为现实的?

  林彬:3820”工程审议通过后,在1993年初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上,近平同志强调:“我们的目标、任务及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后,狠抓落实应当成为今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我回忆了一下当年近平同志推进工程实施和落实的过程,觉得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率先垂范,亲力亲为。近平同志说过,抓落实,就要身先士卒,迎难而上。哪里工作困难多,哪个环节问题大,领导干部就要到哪里去帮助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近平同志当年曾多次出访福州侨商聚集的国家和地区,亲自对接和协调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一批重大项目。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这些大企业在福州落地生根、茁壮成长。又比如,抓民生工作,他放下身子扑到一线体察群众疾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登上闽江边的“连家船”,弯腰钻进低矮的船舱,登岸之后立即召开现场办公会,要求迅速拿出实实在在的措施解决问题。10个月后,104户船民家庭结束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生活,搬进了新居。

  二是马上就办,真抓实干。19905月,近平同志刚刚上任福州市委书记9天,就在察看南京军区某师营地时首次提出“马上就办”。近平同志对这点身体力行,反复倡导,常抓不懈,说到做到。1991114日,《福州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我们也需要一本“市民办事指南”》,近平同志看到了,当即拍板编写,第一时间给群众反馈,前后只用了50个小时。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至今,在马尾还流传着近平同志“一中午拟定一份文”“两天办好办厂手续”等故事,工作效率之高,令人惊叹。在他主政福州后的5年时间里,“马上就办”的内涵不断丰富,机关效能明显提升。也就是在这5年时间里,福州以年均超过20%的经济增长率快速前进,迅速跻身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成为东南地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三是谋而后动,滴水穿石。《战略设想》确定后,市委建议市人大、市政府分别召开相关会议,重新修订福州“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要求13个县、市、区以及体改、科技、城建、城管、外经等部门也分别调整各自的发展规划,从而使整个规划层层分解,真正落到实处,做到有目标、有督促、有检查。同时,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每一时期的决策部署,结合福州实际,每年都发布当年全市工作思路,从而使“3820”工程沿着既定的方向顺利实施。近平同志还要求全市上下要有一种“滴水穿石、垒土成台”的韧劲。他强调:“有的问题当然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只要我们一件事、一件事地去落实了,就会日有所进,月有所长,久久为功,不断取得成效。”近平同志带着干部群众苦干实干,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正是靠着这份坚韧,他主政时期成为福州综合实力增长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四是大胆创新,敢为人先。在扩大开放方面,面对招商难以破局,近平同志反复提到:“不能老强调条件太差、优惠太少、历史包袱太重、人事关系太复杂,等等。”199410月,他在闽江口拉开战场,亲手打造“福州招商月活动”,随后连年举办,后来发展成为国家级的“5·18”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近平同志还提出,软环境先行,用好政策和好服务吸引客商。从那时起,“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全程***”等诸多服务机制不断推出,坚持至今。通过政府搭台,优化软环境,侨资、台资、外资纷至沓来,使福州成为当时国内引进大客户、发展大项目最成功的城市之一。在深化改革方面,上世纪90年代初,外资企业争相涌入,民营企业蓬勃兴起,国有企业步履维艰。但在选择首批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时,谁都不敢试、不愿试。问题报到市委后,近平同志亲自拍板决定,由开发区建总(即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来“试水”。此后,开发区建总的改制上市工作步入快车道,1996年顺利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挂牌交易。

  总起来说,近平同志在福州主政期间,核心就是通过倡导和践行“马上就办”的作风,身体力行,带动引领,紧促工作落实,狠抓作风建设,从而让大家一茬一茬接着干,直到把“3820”工程这张美丽蓝图在福州大地上变成现实。

采访组:长乐是福州离海最近的城市,您后来到长乐工作,任市委书记长达7年半,对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出的“东进南下,沿江向海”思想是如何理解和实践的?

  林彬: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长乐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舟师驻泊地和物资补给地。

  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提出建设“海上福州”的发展战略,因应“3820”工程的全面实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头看,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东进南下,沿江向海”,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是培育新增长点的重要途径,更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他任党的总书记以后,在更加宏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把建设“海上福州”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框架下,使之实施的意义更大、施展的空间更大、未来的作用更大、带动的效益更大。

  我到长乐任市委书记后,认为长乐具有特殊地理位置和先天资源禀赋,应当成为实践近平同志“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战略的一座重要节点城市。为了把这种认识提升到理性高度,以便在今后施政中更好呼应近平同志当年的倡导,更快落实“东进南下,沿江向海”,我一上任就组织了长乐市党政领导干部“海上看长乐”活动,长乐市四套班子、乡镇党政领导与市直重要科局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活动,效果非常好。很多干部感叹,自己长期工作生活在长乐,却不知道长乐有这么好的海洋资源禀赋,有这么广阔的海洋经济发展空间。由此,长乐市的党员干部坚定了开发海洋经济、打造滨海城市、承接福州发展的信心,增强了“向海进军”的发展意识。

  在长乐工作期间,我始终注重将近平同志建设“海上福州”的战略构想与长乐特殊区位优势、基础条件紧密结合起来,下大力气在闽江口内港区周边规划建设闽江口工业集中区,在松下深水港区规划建设滨海工业区,在航空港周边建设空港工业集中区,按照“产品—产业—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基地”的发展模式,迅速发展纺织、冶金等大进大出的海洋型工业,为福州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总量作出长乐应有的贡献。

  当时,近平同志在福州城市发展战略上有一个“东进南下”的大概念。所谓东进,就是向长乐拓展,越过闽江、乌龙江进入东海之滨,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滨海城市。我认为,这不仅是福州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长乐发展的难得机遇。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谋划,我向福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滨海生态城”的设想,规划在长乐漳港、文武砂、鹤上这个“金三角”区域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先期承接福州城市的某些功能,以此为核心带动滨海生态城全面建设,区域规划大体上与福州目前规划建设的滨海新城一致,谋划的发展路线大体上也是按照港口群(包括空港与海港)、城市群和产业群“三群”联动发展的思路。

采访组:“生态福建”是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长时提出的战略目标。长乐作为省会城市的窗口,您是如何理解和践行“生态福建”战略的?

  林彬:长乐有着独特的江海风光和生态魅力。在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上,长乐既有显应宫被风沙湮埋的千年记忆,也有上世纪60年代全县人民战风斗沙、建设百里沿海防护林的生动实践。记得我到长乐任职不久,时任福建省长的近平同志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就明确提出了“把福建省建设成为生态省”的目标和要求。他十分关注长乐的生态建设,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我们当时立足长乐“蓝天、碧海、金沙滩”的独特优势,按照“把海露出来,把地绿起来,把景美起来”的思路,提出了建设一个基础设施完善、区域布局科学、生态环境优美、产业结构合理的滨海生态城市的构想。

  在实践近平同志“生态福建”建设过程中,我们主要是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市范围内掀起“绿色革命”,着力把长乐建设成海峡西岸的“绿色明珠”。

  体现在“点”上,就是以机场周边、海蚌保护区、闽江河口湿地、董奉山等为重要节点,着力做好环境绿化、植树造林、防护林带和海滩、水质、岸线的保护。这些措施,不仅为机场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后期建设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和董奉山国家森林公园打下了良好基础。

  体现在“线”上,就是以打造全长25.5公里的峡漳线“绿色通道工程”为重点,短时间内绿化面积达58.5万平方米,圆满完成近平同志美化长乐国际机场主要通道的工作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自我加压,同步推进福北线、西泽线、两港线等交通主干道的全面绿化。

  体现在“面”上,就是提出“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融进森林”的目标,积极营造绿意盎然的人居环境。通过“青山挂白”整治、沿海防护林带修复、生态公园建设等,几年间全市共新建、改建了南山公园、森林公园、金刚腿公园、郑和广场等30多处生态园林和乡村景观,为长乐经济发展和群众工作生活提供了更好的生态环境,长乐也因此成为全国绿化模范城、园林城和生态城。

  我20097月离开长乐。这么多年过去了,回想起这些在长乐实践“生态福建”建设的工作,依然历历在目。这些实践,不仅给长乐留下了宝贵的生态财富,也让我们深切感受到“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并不是对立的。我们深深认识到,有了“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就不会遥远。


习近平在福州(十五)

 

“习书记要求件件有反馈、事事有落实”

 

http://www.ccps.gov.cn/zl/xjpzfz/202001/t20200113_137485.shtml

采访对象:林文斌,194512月生,福州人。1987年任福州市鼓楼区委书记,19893月任福州市委秘书长,1992年任市委常委、秘书长,199712月之后任福建省民族宗教厅党组书记、厅长。

采访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65

采访地点:福州市林文斌家中

采访组:林文斌同志,您好!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习近平同志的?

  林文斌:习近平同志还没来到福州工作前,我在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候我是会议工作人员,他是宁德地委书记。其实,他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他的名字。

  在那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我们福州市和宁德地区刚好安排在一个组。在学习讨论的时候,我仔细打量了他。习书记那时候在宁德晒得很黑,穿的衣服也很朴素,整个人显得非常朴实。但听了他在小组的即席发言以后,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他的普通话非常标准,思路很清晰,逻辑性很强,紧紧围绕会议重点,发言很有深度。而且,他那时候才三十多岁,这么年轻,就这么沉稳干练,让我对他印象更深刻了。

  半年之后,他来到福州当市委书记。当时,有的同志觉得他年纪很轻,所以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他:“这个小伙子,当省会城市的书记,行不行啊?”但我和一些见过他的同志,相对比较了解他的能力,对他非常看好。

  事实证明,我们没有看错。习书记在福州工作的几年中,思想解放、亲民为民、殚精竭虑、夙夜在公,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福州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赢得了很高的威望。虽然他很年轻,却得到众多老同志的认可和赞赏。有一次,他让我代表他去看望老领导项南同志。项南同志跟我聊天时说:“习老一家的子女最出类拔萃的就是近平。”回来以后,我把项南同志说的话反馈给习书记,他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是市委秘书长,和他的工作接触非常多。请您讲讲你们开展工作的情况。

  林文斌:习书记在福州市工作期间,我自始至终都在他身边为他服务。虽然我年龄比他大不少,但他博览群书、阅历丰富、知识面广、思维活跃、出口成章,而且很有定力,在他面前似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们都十分敬重他。在他身边工作,我们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也得到了历练。那几年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经常一起工作,一起加班,甚至大年三十晚上,我们都是在一起吃饭,吃完饭就到派出所慰问干警、到街头慰问环卫工人、到供电局慰问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给他们拜年。

  习书记的工作习惯是送阅件“立送立看立批”,他精力充沛、效率高、记性好,真正做到了案无积卷,事不过夜,当天事当天毕。他晚上都要到一两点钟才睡觉。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习书记没到办公室,我们必须先到;他没走,我们就不能走。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中午不休息甚至晚上不睡觉都可以熬得过去。跟习书记在一起共事,虽然很累,但学到了很多,心情十分愉快。因为他做工作有前瞻性、有规划、有条理,大家虽然很忙,但忙而不乱,每件事都做得很顺畅。这样,我们就很有成就感,心情也很愉快。这一段岁月已成为我们人生中永远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

  习书记既在贫困山村梁家河当过支部书记,又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服务过中央领导,最基层和最高层的工作内容、方式都见识过,所以他做工作一方面很有规划、讲程序,一方面又非常接地气、很扎实。

  习书记来到福州以后,很多规矩都是在他手上建立起来的。比如每周都会有工作安排,开展的每一项活动都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详细方案,报送他提出意见并进行修改,之后就按照方案去落实。在方案执行过程中,只要稍加改动,他马上就会知道,就会问:为什么变了?为什么没有按照具体方案实施?所以,如果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改变计划,我们都及时向他汇报。

  习书记在日常工作中会交代很多事情,各方面的事情都有,但即使是口头交代的事情,也必须要有反馈。有的文件,他很快看完就签字了,但所有经他签过字的文件,他都会记在脑子里,件件都要有反馈。他对这方面要求非常严格。他曾对我说:“你跟大家讲,凡是我交代的事情,要尽快办好。如果等到我去问了,那说明这事情已经拖延了。如果有的事情无法按时落实,办事的过程也要报告。”

  在我印象中,习书记开了几次全市整顿机关作风的大会,市委办公厅召开督查落实会议、信息工作会议等,他都亲自到会讲话。他很实在,也很严格,什么事情只要你没有及时反馈,没有落实,他就认定你还没去做。所以,我们办公厅也养成了习惯,所有办好的事情都有文字反馈;我们下达的事情,也要求件件有反馈,事事有落实。如果一件事情超过7天没有落实,就要有反馈,不能遥遥无期,杳无音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是什么时候提出“马上就办”的?这个要求对机关效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林文斌:1991220日,习书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时效,提高办事效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

1991223日,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习书记提出:“要抓住那些急需解决而又有能力解决的事进行研究,并且本着‘马上就办’的精神,组织实施。”

  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们逐渐形成了良好的习惯:严格办事流程,“马上就办”,绝不拖延。

  “马上就办”,大家都会讲,很多领导也都讲过“抓落实,有反馈”。讲过之后,大家执行得怎么样,领导督查得怎么样,具体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所以光嘴上说说是不行的,一定要建立起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

  福州有一整套督查监督机制,就是在习书记任上建立起来的。市委常委会、常委扩大会决定的事项和习书记重要讲话部署的工作都要分解立项,下达各部门抓落实。我们有专门的督查人员,市委办公厅有一个督查科,每一个县(区)委办公室也都建立督查机构,市直部门办公室都有专门的督查人员。所有的事情,每一件都要给他反馈。市长、副书记、常委,包括我这个秘书长也都负责督查。任何一件事情,都有责任人、有研究、有部署、有检查,完成的进度、完成的效果等,全都有人督查。这样,各个部门也就不得不重视起来,自然办事效率就提高了。在这个监督机制下,我们就要尽快把事情落实好。那个时候,只要是待办的事情,不用习书记亲自交代,办公厅打一个电话,下面就会很快把事情办好。

采访组:请您讲讲“马上就办”的具体事例。

  林文斌:在我们手上“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事情有很多,我就讲一件因某种原因拖延下来而被习书记催促、督办的事情吧。1991228日,一份反映福州动物园现实困难的建议报告再次摆在习书记的案头。半年前,习书记曾对该园存在的经费缺乏,办公楼、动物园舍亟待修缮,饲养人员待遇较低等问题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予以研究解决。但这件事情拖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反馈。习书记再次接到报告后作了一段措辞严厉的批示:“这件事距市领导批示竟已过了半年,而依然故我,毫无改变。连一个回音也没有。这与‘马上就办’的精神相去何远?也不知这样的拖延该由谁负责。俱往矣,从今天开始一周内办结,请林文健、林永诚具体负责全过程的协调,哪个环节不通,及时向市委和我本人反映。另外,请市委办林文斌同志及督查科督办。还请督查科把从前石沉大海的批办件清理一下,应锲而不舍地要查办结果。”习书记的批示一下来,我就开始着手办这件事,很快把事情都落实好了。其实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难度,只要领导干部重视且积极作为,大多事情都能很快处理好。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习近平同志当时对自己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是如何要求的?

  林文斌: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习书记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他始终坚持按规定参加办公厅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他要求办公厅建立贵重礼品登记报告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出国出境收受的贵重礼品、礼金必须如数上缴,他要求大家这样做,自己首先带头严格遵守。按照福州的习俗,逢年过节有些企业家要登门拜年,习书记都很注意,他把女儿带到楼上去,不让他们给女儿塞红包。

  他当年插队的梁家河的群众到福州找他来看病、办事,走之前,习书记都专门嘱咐我们,其机票、餐费等都从他的稿费里开支。

  彭丽媛老师的家乡是山东菏泽郓城县,有一次,时任菏泽行署专员(曾经当过郓城县长)来了一封信,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要来福州访问,二是要到厦门设办事处,三是有意组织大批劳工到长乐机场务工,希望习书记帮忙支持解决。习书记当即在汇报材料上批了3句话:“1.欢迎菏泽领导来榕。2.去厦设办事处是他们的自主权,我们没有意见,要他们自己联系。厦门与我市有所不同,对县级政策不同。3.机场劳务不能指定,公开招标,择优而用,明确告之,不能代为联系。”由此可见,习书记是一个严格把握原则的人,即使是他爱人的家乡提出来的事情,也是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就不做。

  习书记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上个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全国都兴起经商办企业的一股热潮,办公厅有的同志到外地参观学习回来后,也建议创办印刷厂、冰棒厂之类的企业,集资筹办创收。习书记知道后,找我谈了这个事情,说:“你要注意,党政机关绝对不能经商办企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想发财就不能当干部,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我们办公厅严格照办,始终就是一个“清水衙门”。

  有一次,办公厅的一个司机跟《福州晚报》一个记者打架。习书记获悉后,立即派一位副秘书长去调查,并要求写出调查报告给他。报告送上去后,习书记写了很长一段批示:“凡在我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更加严格要求,不能特殊,如果特殊只能是特殊地严格要求。要检查自身有何不足,不能光怪别人,要从中吸取教训,今后要注意更加自觉地遵守各项纪律,注意各方面影响。”并让我找这位司机谈话,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督促其改正自己的错误。

  习书记对办公厅同志既严格要求,也真挚关心,“对党忠诚、马上就办、严谨认真、同心协力、无私奉献”是习书记直接指导提炼的福州市委办公厅机关精神,从此成了机关全体同志的座右铭和自觉行动。

习书记十分关心办公厅干部队伍建设和办公厅同志的政治成长,他说:“办公厅干部都是我身边的人,进出升降都要让我知道一下。”“办公厅是干事的地方,进人要严格把关,不能搞照顾,要选拔政治业务素质高的同志进来。”他每年都会不定期召开办公厅干部职工座谈会,与大家交流谈心。他对办公厅干部的情况十分熟悉,生活上关怀体贴,有时还登门探望生病的同志,让他安心休息。习书记对办公厅同志的亲切关怀和严格要求,至今仍深深铭刻在大家的心中,当年市委办公厅干部绝大多数现都已成为省市直属各部门的领导骨干,每念及此,同志们都会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的时候,住在离退休干部的小区,后来他的住房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林文斌: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还在实行福利分房制度。当时,我负责市委分房子的事情。习书记刚从宁德来,因为没有现成的房子,我们临时安排他住在离退休老同志的小区里,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时间,与周边的老同志相处得都很好。后来,福州市开发公司盖了一栋房子,我们肯定要首先考虑给习书记分配,因为他住在离休干部楼,也不是长久之计。但当时新房很有限,到底怎么分配也是个问题,习书记没房子,市长和几个常委也需要房子,个别离休干部也想要。我就提了一个办法:由习书记先选,因为他职务最高,而且没有房子。但有一位离休的市领导提出:“我多次要求分房,在离休老干部当中,就我还没安排到新房子。”后来,我们就把他的房子安排在4楼,把习书记的房子安排在5楼,我把这个分配方案拿给习书记看,他表示没有不同意见。但征求那位老同志意见的时候,他表示不同意,他说:“习书记还年轻,将来可能还会提拔,他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房子。就这么定了,你去跟习书记讲,我就要他那一套。”

  我回来就感到有点为难了。我想,这话怎么跟习书记反馈呢?这个老同志的话,原封不动地跟习书记说,也有点太“刺激”了。我想来想去,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就把那位老同志的话原原本本地给习书记汇报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习书记不假思索地对我说:“文斌啊!房子都是身外之物,就让他优先选择吧。”于是,我又找到那位老同志,告诉他:“习书记让你优先选择,他那套可以给你,如果你还不满意,郊区还在盖房子,你也可以去看看。”

  其实,那位老同志因为长期没有分到房子有些情绪,之前说的都是气话,他看到习书记这么说,也就不较劲了。最后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案,他住4楼,习书记住5楼。

  习书记就分房子这件事的表态令我感到震撼,他的语气和神情至今仍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中,他不为外物所动,不计个人得失,使我深受教育。

采访组:据河北正定和陕西延川的同志讲,您当年曾经跟习近平同志一起回过这两个地方,请您讲讲具体情况吧。

  林文斌:习书记带我去过河北正定。那次,他带着市直有关部门领导和部分企业家到石家庄地区,搞一个联谊活动,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书。那个时候,石家庄地区还相对落后一些,习书记搞这个活动,也是为了促进石家庄地区的经济发展。其间,他还带领我们瞻仰了西柏坡革命圣地和129师司令部旧址等,让我们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石家庄期间,我们都深切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对习书记的真挚感情,来看望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来时盛情欢迎,走时夹道欢送,依依难舍之情溢于言表,让我们一行人都十分感动。

  他还带着我们去过他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村,村里的老百姓和他的感情非常深。我们一进村,来村口欢迎他的村民“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对那个小村子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他在村里住的窑洞,我们都去看了,那个窑洞基本见不到阳光,条件非常简陋,在那里面住几年真是很不容易。他还带我们看望了住在窑洞里的乡亲,给我们讲了当年的生活情况,吃什么饭,干什么活,抽的旱烟也是用报纸卷起来的。此行,他还带我们参观了延安的毛泽东故居、朱德故居、杨家岭等革命遗址,讲述当年革命历史,让大家抚今追昔,发扬传统,珍惜当下,努力工作。

  他还带着我们去过宁德各县(市)搞协作。那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状况都非常熟悉。我也陪他去过厦门。可以说,除了中央军委办公厅外,他工作过的地方,我基本上都去过了,我见识到了这些地方的干部群众对习书记有着何等深厚的感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这些地方付出的心血。

  跟随习书记去他工作过的地方,我不仅了解到他丰富的从政经历,也了解到他热爱学习、酷爱读书、善于学习和吸纳新鲜事物。他的朋友很多,很多人也都喜欢跟他交朋友。有一次,习书记的一个朋友从北京来,他跟我聊天说:“习近平说话有很强的感染力,他跟你聊一次天,会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任职期间开展双拥工作的情况。

  林文斌:习书记主政福州期间,是福州历史上军政、军民关系最密切、最融洽的时期之一。习书记非常重视军队工作,他跟我说:“凡是师以上的部队领导到福州,你跟我报告,我都要见一下。”军队的很多事情,诸如“菜篮子工程”、营区公路建设都是市里解决的。子女就学、随军家属调动、工作安排,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习书记亲自拍板给解决的。解决的过程都是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反馈。

  每逢过年、过节和重要活动,习书记都带着有关领导和双拥办同志去部队慰问,都要开军政座谈会,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此外,军队一旦有突发性事件或重大纠纷,他都非常重视,要求尽快解决好。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这样一件事:驻榕空军某部的一辆车在营区内撞伤了一个百姓,家属一直对赔偿金额不满意,结果告到法院。法院经二审宣判,部队应予赔偿,并冻结了军队离退休老干部工资的账户。老干部成了无辜被牵连的“受害者”,于是驻军派人到市委、市政府寻求解决办法。习书记得知后说:“这个事关系重大,一定要好好协调,既要坚持依法办事,又要维护社会稳定,要找出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在习书记的直接关心下,这件事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为此,部队老同志个个笑逐颜开,向习书记表示深深的谢意。

  同样,驻榕部队对地方工作也是全力支持,造林绿化、抗风防洪、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的任务,都能召之即来,做了大量攻坚克难的工作。习书记为部队做了太多太多的工作,所有这些,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在习书记任上,军民共建、团结同心,福州市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光荣称号,这其中凝聚了他无数的心血和汗水。如果这些工作能够好好地总结一下,地方政府能够好好学习一下,军民、军政关系必将会更好。记得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同志来福州视察时,经思考再三,题赠习书记一幅字:“榕城无处不榕树,喜见榕城造福人”,写得很贴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非常注重下基层调研,您和他一起工作的几年当中,应该没少跟他下基层吧?

  林文斌:是的。习书记曾经跟我们说:“下基层调研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他下基层的方式有很多,有针对性的专题调研,有日常的调查走访,有现场接访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还有轮流到各县(区)现场办公。

  我先讲现场办公。习书记要求每月安排一个县(区)去现场办公(一年轮完)。制订现场办公会的方案时,县(区)要先写出报告,汇报工作情况、存在问题、提出意见和需要市里帮助解决的问题,经政府协调后上报习书记。开现场办公会前,习书记先到乡镇、村居、企业调研,然后在现场办公会上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现场办公会上确定下来的内容都纳入督查范围,后续处理情况也要反馈,最终都要落实到位。

  现场接访群众,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是习书记在福州的一项创举。每一个月,他都会安排市五套班子和市直有关部门的领导,到一个县(区)进行现场接访。去之前,他要求县(区)组织调查摸底,看看群众到底有多少问题,在接访之前能解决的,就把它解决掉。一般在现场接访开始之前,就已经督促县(区)领导解决了很多问题。

  在接访前三天就发布公告,欢迎群众来访。在接访日,习书记从早上开始工作,重大的问题由他来接待;其他市领导也按分工到指定房间接访,上访群众取号后按顺序到相关领导的房间,当场反映问题,当场听取解决问题的答案,旁边还有专人负责现场记录在案。

  一天的接访工作结束之后,都要有个总结。习书记听取各小组的情况汇报,让大家讲讲一天下来解决了多少问题,有哪些具体事例,群众有什么反应。最后,习书记归纳汇总。回来以后,所有的问题都要梳理一遍,都要抓落实。

  就这样,每次下县(区)接访,在去之前和回来后,都会清除大量疑难问题。而且,每一次现场接访,习书记都要求报社、电视台记者到现场跟踪报道。有了媒体监督,我们这些干部做事更不敢拖沓推诿。

  群众接访工作,形式新、接地气、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特别是群众接访工作形成制度后,做到了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也只有像习书记这样心中装着群众的领导才能做到。

  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接访制度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积累的问题还很多,如果这些地方都能好好学习习书记当年的“下访”,大量的问题就会在基层解决掉了。

 


习近平在福州(十六)

 

“习书记让办公厅充分发挥总枢纽的作用”

 

采访对象:陈伦,195312月生,福建福州人。1984年至1993年任福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市委副秘书长,1993年任福州市郊区区委书记,1995年至2003年任福州市副市长、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其后任福建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吉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采访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69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陈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您是市委办公厅主任,您当时去接他了吗?

  陈伦:是的。习书记从宁德过来就直接到市委这边了,我作为市委办公厅主任,肯定要去迎候他的。当时我们就三五个人,一起把他接进办公室。

  他来之前,我们大家还想着,他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弟,才三十七八岁就已经到了这么高的位置,按照这个年龄段来讲,性格一般都会比较外露一点。我们想,他这个人会不会难以接触?以后在他手下工作会不会顺利?心里还是比较忐忑的。但第一次见面,我们就感觉他这个人非常朴实、平易近人,有很好的涵养。这样,我们才放下心来。

1990年的时候,福州虽然是省会城市,但办公条件比较差,办公楼很简陋,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车。习书记是首都北京来的,我们以为要讲究一些,但他不仅对办公条件不讲究,衣食住行也都很简朴,从不要求什么高规格的待遇,还主动要求勤俭节约,能省则省。

  习书记是我在市委办公厅任职期间服务的第五任书记。其他书记各有特点,但我总觉得习书记和别人不大一样。他很朴实,很平易近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很独特,我们都很尊重他。这种尊重,是受他人格魅力的感染,是对他从容、淡定、睿智的佩服。我们总觉得他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处理问题有独特之处,能展开讲讲吗?

  陈伦:他能把“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结合得很好。

  在很多大事的处理上,他举重若轻,镇定自若。

  福州是省会城市,人口集中,资源集中,部门集中,产业集中,同时又是东南沿海城市。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会有很多敏感问题、重大问题和一些突发事件。比如,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在那个年代是经常会发生的,但习书记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具有过人的领导定力。

  作为他的部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会受到很多感染。福州夏秋两季经常刮台风,有的时候是带有毁灭性的强热带风暴。那个时候,福州的海水养殖才刚刚开始起步,相关设施和措施都不够完善,所以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弱。沿海渔民搞网箱养鱼,把网箱放在浅海,靠近滩涂,但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为了照料起来方便,渔民在网箱上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可以说,海上的这些财产,就是这些渔民的全部家当。

  养鱼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三高”产业。遇到台风来袭,如果不能提前把这些渔民安全地带到岸上来,很容易发生人员死伤事故。台风一来,摧枯拉朽,有时候能将渔民的家当全部毁掉,甚至能把他们赖以生存的小帐篷全部卷走,这是非常可怕的。在处理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习书记很有定力,总是要求各级干部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可行措施,避免了很多事故的发生。

  再举一个例子。当时,福州市和省直各部门之间,都是正厅级建制,相互之间要打很多交道,有时想法不一致,做事方式方法也不一致,难免会发生一些摩擦,彼此关系并不是很融洽。习书记到福州以后,了解到其中的问题,处理得非常好。他遇到事情就主动协调,经常跟省厅沟通,经常主动将福州的一些情况跟省厅负责同志进行通报,有时还邀请省厅负责同志下来走一走。这样,省直部门的同志会觉得福州很尊重他们。慢慢地,大家的关系也就缓和了。其实,很多矛盾和成见,未必一定要分出个你对我错。习书记能够在有效沟通中把问题化解掉,是很有智慧的。这都是他举重若轻的一些做法,我觉得非常好。

  在某些具体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问题上,习书记又能举轻若重,注意细节,讲究方法。有一些事情很小,但他会处理得非常到位,对整个大局也会产生很大影响。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比如,习书记当时提出“马上就办”,就是因为他发现工作中有很多小事情没有重视起来,后来出了问题。所以,他要求大家把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小事重视起来,马上就要办好,不能拖拖拉拉。“马上就办”的要求在福州各级单位推行,对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了,企业办事就方便了,可以节省出大量的时间用于生产和发展。

  福州是1984年国务院批准的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85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设在马尾,在兴办之初,体制比较僵化,改革力度和开放力度都不够。当时,有一些公司在马尾发展得不太顺利,经常遇到各种问题,市委不断收到这方面的反映。所以,习书记认为马尾开发区各机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一定要打破现有体制的束缚。他把反映马尾问题的文件批给我们办公厅和其他相关部门督办。我们在督办过程中发现,不是机关部门不办事,而是程序太多。按程序来,就必须走这么长的时间,很多关都绕不过去。习书记就抓住一些典型,到马尾现场办公。在现场办公的时候,他就说:“你们马尾一定要特事特办,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必须简化行政审批,不能像老城区那样。”

  所以,“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就是从那个时候说起来的。无疑,这对推动马尾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其实,在我印象当中,习书记刚来福州时就强调工作效率问题,他对我们讲过:“今日事今日毕”,也就是当天的工作,当天必须完成。当时,“机关效能”这个词还没出来,这个词是上世纪90年代末才成为一个概念的。但“马上就办”“今日事今日毕”,讲的就是“机关效能”。习书记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也在这些具体事情和细节中得到体现。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上有什么特点?

  陈伦:习书记为人朴实,待人真诚,是非常稳健的一个人。很多事情他处理得非常沉稳,胸有成竹。他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来不搞临时动议。

  习书记善于学习,非常勤奋。我们给他写材料都特别忐忑,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到的一些破绽,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他的文字功底很深厚,遣词造句非常讲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考虑问题的高度,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站位很高,考虑问题的维度和别人不太一样。一般人考虑问题很容易就事论事,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习书记能够从一件事情伸展开来,将同类事情都考虑进去,思考和处理问题都很周密。我想,这一点跟他的阅历有很大关系。

  举一个典型例子。上世纪90年代,福州的旧城改造进入实质阶段。中亭街是福州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当时在旧城改造时就碰到保护与开发相互矛盾的问题。当地政府往往考虑开发利益多,保护意识少。于是市委决定开会研究这个问题,以期引起各级重视。习书记讲话从全局高度与历史维度展开,强调开发是势在必行的,不开发肯定不行。开发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保护文物古迹就是保护历史。不能只顾开发,不顾保护。否则,这个城市的历史就荡然无存了。

  习书记在处理历史和现实、开发和保护的关系时,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在习书记关心重视下,福州旧城改造保护了很多东西,也开发了很多东西,林则徐读书处、出生地,林觉民故居,冰心故居等一些历史古迹都保留了下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工作非常严谨,请谈谈您所了解的情况。

  陈伦:从我们办公厅的角度来看,习书记工作确实非常严谨,很讲规矩、讲程序,使得我们在处理事情时都能做相应的准备,而不至于手忙脚乱。比如,原来市委开常委会,经常是不定期的,说开就开。这样的话,参会者的时间很不好协调。习书记来了之后,除一些特别重大的事情临时动议外,常委会一般都是定期开的。

  我刚才说过,习书记来之前,我在办公厅已经工作了10年,服务过几任领导。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主动考虑和安排过市委工作的方案,都是被动地围绕着领导转,因为计划跟不上变化,领导安排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习书记要求市委办公厅每周都要制定严格的工作安排。当然,这种安排可能也会在特殊情况时作一些临时调整,但总体让大家都感觉有章可循。他常说:“长计划短安排,做事要有程序性、规范性,力求能够使得每一项工作都能够有所准备,特别是一些重大的事情,要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这样才能避免仓促决策、临时拍板。”

  他在福州工作期间,每年都搞下一年的工作思路调研。他19904月来的福州,大概到10月份,他就给我们下达任务,要求我们尽快组织调研组,对来年的工作思路进行调研,拿出一个意见。

  我当时是市委办公厅主任,就组织办公厅、政研室,还有一些其他综合部门,分几个组进行调研。习书记和常委们带头深入调研,调研之后形成新一年的工作思路。市委新一年的工作要点,不是哪一个领导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深入调研之后形成的,有非常扎实的实践依据。

  再举一个例子。“3820”工程的制定是一个非常严谨、扎实的过程。1989年政治风波后,改革开放要不要继续下去?怎么搞?中国的路朝哪里走?怎么走?很多人心中没数。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习书记组织市委一班人认真学习谈话内容,跟大家一起讨论。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研究,习书记决定做一个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其实,一任市委书记也就5年时间。习书记却做20年的发展规划,这就说明他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他是一位能够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

  在习书记领导下,制定发展规划的班子组建起来了。我们抽调十几个精干的同志到这个班子。规划涉及面很宽,涉及的人也很多,当时我们走了群众路线,可以说发动了整个福州的干部群众来做这件事。我们在《福州晚报》刊发了一个调查问卷,询问市民对福州20年的发展是怎么想的。这样的问卷,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做到了群策群力。当时有几十万市民参与了这个活动,我们就把这个活动称为“万人问卷”。

  还有一个活动叫“千人调研”。除了市里直接抓这个事,我们也要求县(区)和市直相关部门必须参与。当时调研的题目就有五六百个之多,形成了千人调研的局面。可以说,福州的干部、群众都在思考福州今后20年的发展问题。

  我们这个班子十几个人,除了在福州调研之外,还派出两支队伍:一路北上,去上海、江苏、北京、山东,另一路南下,去深圳、珠海、广州等地,主要目的是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我们的调研活动开展了半年左右,习书记这期间多次听取汇报,多次开会讨论,还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县(区)一线工作的干部一起来论证思路方案。所以当时我们制定规划有“万人问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之称。

  为什么叫“3820”工程呢?这是从规划的时间跨度来讲的,从1992年至1995年是3年,从1992年至2000年是8年,总的跨度是从1990年至2010年,正好20年。规划的3个时间段分别是3年、8年、20年,所以就简称为“3820”工程。

  “3820”工程制定出来以后影响非常大,收效也十分明显。2010年,我召集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对“3820”工程做了一个总结。虽然当时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了福州,也有不少人已经退休了,但我们都觉得能参与这件事很荣幸。我们总结了一下,“3820”工程提出的工作目标,除了一两项二级指标外,其他指标全部如期完成。20年的发展实践证明,“3820”工程制定的指标,非常符合实际,都是十分科学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2010年的各项指标跟“3820”工程提出的指标非常吻合,基本上都是恰好达到,或者超出一点点,没有高很多的情况,也没有低很多的情况。我想,这与“3820”工程在规划之初就追求的科学性、务实性是分不开的。当时提出的指标,都提得特别具体、特别实际。坚持求真务实,是习书记一贯倡导的理念。我特别敬佩习书记工作的严谨性,他考虑问题都是未雨绸缪,都有建立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的前瞻性,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做一件事就了一件事,而是有长远眼光,做长期准备。这些都为继任者树立了标杆,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础。

  我们2010年总结的时候发现,真正给福州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实实在在就是在习书记在任的那几年。而且,现在福州发展得好的企业,都是他在任的时候引进的,像东南汽车、冠捷电子,到现在也都是排在前列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工作非常务实,请您列举一些具体的事例。

  陈伦:习书记在引进企业这个问题上就非常务实。当时,福清、马尾是福州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福清华侨多,林绍良、林文镜都是福清人,又都是印尼华侨,在印尼有很多产业,在东南亚和台湾地区也很有影响力。习书记多次去印尼做林绍良、林文镜的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们被习书记的真诚所感动,就来福州投资兴业,而且主动和台湾地区很多大企业联系,比如东南汽车、冠捷电子、中华映管等台资企业,这些企业因为和两位林先生的关系很好,对大陆和福州慢慢有了了解,就到福州来投资办厂。实际上,习书记当年做的这些事情,不仅促进福州经济发展,而且对两岸关系向前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两岸关系因此更加融洽起来。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对办公厅工作的要求和看法。

  陈伦:习书记对办公厅工作非常重视,而且很信任。我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对此非常清楚,深有体会。他对我们非常信任,把很多重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做,比如前面讲的“3820”工程、市委常委会每年工作要点的调研等等。

  习书记还注重发挥办公厅在市直机关的枢纽作用,他的大多数决策是通过办公厅这个渠道出去的。下面的汇报通过办公厅上来,他的指令也通过办公厅下去。办公厅发挥了总开关、总枢纽的作用,工作特别顺畅。

  有一次,我向他征求意见。我说:“习书记,我这办公厅主任工作做得不够,请您多批评。”他听后既不表扬,也不批评,说:“尽心尽职就好。”我听到“尽心尽职”这四个字,有点顿悟的感觉。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四个字,在后来任何岗位上,做任何事情都做到“尽心尽职”。我回过头来想,觉得习书记这个人很深刻,很有内涵,他当然可以当场表扬你一通,也可以指出你不足的地方,但效果远不如“尽心尽职”这四个字来得好,表现出一个领导对下级的鼓励与期待。

  他对办公厅的关心、重视、信任,不是所有领导都能做到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学到很多东西,也能感悟到很多东西。我后来的成长,跟这几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经常下乡做调研,您能讲讲在调研中发生的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陈伦:习书记下乡调研是经常的事。调研基本上就是他工作的主旋律。他做的决策之所以比较实际、比较科学,跟他非常了解基层的情况有很大关系,而且他了解的都是第一手材料。

  习书记很亲民。他的亲民都比较注重实效。有几件事,我觉得习书记做得很成功,效果很好。这是他服务基层和亲民的直接表现。

  比如,他在福州的时候,实行基层现场办公和现场接访。他要求市一级领导半个月或一个月必须到县(区)接访群众,这样做效果非常好,在那一段时间形成了制度。反观前些年,老百姓上访难,都变成一种顽疾。老百姓的很多问题,跟某些基层干部的作风不实有很大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初,他推行的现场接访,直接夯实了基层干部亲民为民工作。比如说,市委书记每个月要到某个县(区)去接访群众,那么县(区)的干部就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他们在市委领导下来之前,必须对近期群众反映的问题做一个梳理、清理、了结,必须扑下心去解决群众的问题。解决好了,群众也就不会再反映上去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基层干部解决的实际问题越多,遗留的上访问题就越少,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那时候,我曾陪习书记去接访,在现场会碰到一些问题,但相当多的问题已经在这之前解决掉了。实行现场接访之后,县(区)干部就会化被动为主动。如果当时不这么做,群众的问题肯定会越积越多,人心就不稳定了。

  习书记能够这样做,是他真正为民着想。他知道,老百姓肯定有很多问题要反映,而现场接访是推动领导干部俯下身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习书记当省长的时候,上任不久就提出“要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两个字”。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话,让我感触很深,记忆犹新。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治国理政方面做了很多事情,请您谈谈自己的认识。

  陈伦:党的十八大以来,正如大家都看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表现和成效,证明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未来历史对他功绩的评价,肯定是不同一般。

  习近平总书记主政刚好碰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有很多成功的地方,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这个时候由他来领导党和国家,我认为这是党的幸运,中国的幸运。

  说实在话,前些年,很多党员干部对党的信心是不足的,担心党和国家到底要走到哪里去,包括我这一级的干部,都有一些人为此忧心忡忡。我们都很担心,毕竟腐败形势严峻复杂,腐败治理是世界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情况大为改观。可以说,我们党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习近平总书记来领导。他现在的执政理念非常符合中国实际。他当年在福州所考虑、所做的一切,也为他如今的治国理政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福州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他现在治国理政的很多理念,都可以在福州工作时期找到一些痕迹。

  现在中国的前景越来越明朗,全党全社会的信心也越来越足。我认为,他这些年做得非常成功,也相信他会做得越来越好。我们衷心期待着。

 


习近平在福州(十七)

 

“习书记注重工作的计划性和战略性”

 

采访对象:戚信总,195311月生,福州人。1986年初到福州市委企业工作部工作。1988年到市委办公厅经济科工作,1990年任副科长。1994年任市委政研室农建处处长。1998年后任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主任。20143月退休。

采访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62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戚信总同志,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您在市委办公厅和政研室工作。请您讲讲对他的最初印象。

  戚信总:1988年到福州市委办公厅经济科工作,习书记是1990年来福州当市委书记的,他的办公室就在我楼上。从那时起,我们就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

  我们办公厅直接服务市委领导开展各项工作,是市委和市里各项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当时,经由我们起草的文稿及协调的事务都比较多,因此和习书记的工作联系就多一些。

  习书记很随和,平易近人,平时话语不多,但总能使用最恰当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意思,我们接受起来就感觉非常清晰,很好理解。在习书记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没见过他发火、训人,他有时轻声说重话,就能让我们警醒受益。习书记工作计划性相当强。他会把大小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很细致,所以我们处理起来就很少出“故障”。即便遇到什么事情,他也不急不躁,很快就能用最妥当的方式解决。

  有这样的好领导,我们工作起来就很有安全感,做事很有信心,干劲十足。回想起来,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间,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我进步最大、收获最多的几年。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您所在的办公厅负责文稿起草工作,请您讲讲在这个过程中,都与习近平同志有过哪些交流?他给过你们哪些支持和帮助?

  戚信总:我们科室主要负责经济建设、科技、城建、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当时,经济工作刚刚开展起来,会议很多,稿子也很多。我们做的工作中,各种讲话和文件的初稿起草,占了很大比重。

  习书记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他自己又非常注重学习,所以他的文字功底很深,对文字工作非常熟悉。有一次,我写了一个稿子,交给他审阅。习书记拿到稿子就看了起来,我怕打扰他工作就赶紧离开了。我刚走到门口,他就把我叫了回去,然后拿起稿子指出两处给我看:“你看,这两个地方是不是重复了?”

  我仔细一看,果然——文稿中的这两个地方,虽然遣词造句不甚相同,但表达的意思确实是重复了。如果不仔细看,只是泛泛地读一遍,是发现不了的。虽然这样交差也勉强说得过去,但整个稿件就显得啰嗦、不够严谨。习书记虽然没有批评我,但是他切中肯綮地指出了文稿中的问题,让我既感到惭愧,又敬佩习书记的文字功底和个人涵养。这件事情之后,我对他轻声说重话的风格有了更切实的体会,从而对日常工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和主动自觉。

  刚开始给习书记写稿的那段时间,我们都有种感觉,就是经常跟不上他的思路。有些重要文稿写作前,习书记还会先跟我们谈一下基本思路,然后再让我们动笔。写好以后,习书记还耐心地指出来,哪些内容展开得不够充分,哪些内容概括性不够强,还有哪些内容表达不够准确,就这样具体地指导我们。在改稿子的时候,他还会充分发扬民主,让我们发表意见,展开讨论。这是一个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过程。有时候他还亲自动手改,改好之后,再给我们讲一讲,教给我们提高写作质量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让稿子更加精准凝练,也让我们不断得到锻炼与进步。我们从初稿开始改,改四五稿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会改到七八稿。在习书记直接指导下,我们写出的稿子都很精要,通过他的严格要求和不断传道解惑,我们的进步都非常快,写稿子也越来越顺手。跟着习书记长本事,这一点让我受益终生。

  习书记是一个自身水平很高、对部下要求也很高的领导,他对工作负责任,对我们负责任,也特别关心。记得他在市委书记任上,还专门提出市级的先进工作者要享受同级劳模的待遇,我也是其中一名受益者。虽然类似级别的评选我没有少遇上,但是享受劳模的待遇也就只有习书记倡导执行的这一次。从点滴事情看,习书记确实是一位让人安心暖心的好领导。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同志的文风有哪些特点?

  戚信总:很有文化底蕴,很有文化底气,很有文化自信。这是我那个时候对他文风产生的强烈印象。

  文化自信是思想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反映。去年,习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这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他福建工作期间就有深刻的体现。举一个例子,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熟悉,经常引经据典。我记得第一次写福州市党代会报告时,习书记在稿子里面用了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后来,我们注意学习这个特点,写稿的时候也会注意用典。直到现在,我还是会非常认真地看他最新的讲话和文章,感到很亲切、很受用。

  习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他在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同时强调“以德治国”,要求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这实际上也是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几年,习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做到“三严三实”,讲究“亲”与“清”的健康政商关系,都是从道德层面提出来的,是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为什么习总书记强调思想道德、情操品德的重要性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可以很好地配合法治建设,让干部和群众对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有道德上的认同。习总书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干部队伍建设和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固本培元,让中国社会更加健康发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几年间,城市建设和管理取得很大成就。您作为见证者和执行者之一,请谈谈您所了解的情况。

  戚信总:习书记刚来福州时,福州的基础条件比较差,市里很多地方的面貌跟县城,甚至跟农村差不多。他刚任职不久,有一位中央部委的领导到福州,习书记亲自去接机,车辆从城外进入市区以后,那位领导同志还在问习书记:“咱们快进城了吧?”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到市中心了。这对习书记触动很大,他回来之后还讲过这件事情。

  习书记在福州任上,对城市建设和管理抓得非常扎实,对城市文化建设付出了很多心血。

  福州市的二环路就是在他手上建设起来的,这条环路把福州市的整体格局塑造出来了。考察二环路建设的时候,我跟习书记一起到的现场。放眼望去,四周都是农田,要在农田上建成城市快速路,在平地上建起大厦林立的城市,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习书记想得很远。他说,不仅要建二环路,以后还要建三环路。那个时候的福州,城市面积很小,而现在的福州正在向现代化大都市迈进。回想起习书记当初建设二环路的决定,实在是太有远见了。二环路的建设,是福州城市建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为福州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对缓解福州交通拥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过去的福州,晚上漆黑一片。习书记开创了“亮灯工程”,通过大力发展城市景观灯光,让福州亮起来,尽可能地把城市打扮得漂亮一些,使福州干部群众的精神高涨起来。

  “三坊七巷”的保护开发是习书记为福州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三坊七巷”是福州的历史之源,也是福州的文化之根,早在晋、唐时期就已形成,近代达到鼎盛,有“一片三坊七巷,半部民国史”的美誉。“三坊七巷”里有林则徐祠堂、严复故居、林聪彝故居、王麒故居、林觉民故居等等,曾经在旧城改造时要被拆迁。习书记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明确要求保护下来,这为随后的“三坊七巷”整体保护开发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努力,“三坊七巷”景区里面的诸多名人故居修复起来,“三坊七巷”已经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福州市的文化名片,承载了福州文化和历史的精髓。我就是在林觉民故居附近的一条巷子出生的,对那个地方有着很深的感情,那里就是我的“乡愁”栖息地。所以,从个人角度来讲,我非常感谢习书记留住了林觉民故居。

  在习书记手上,福州的城市雕塑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出现,国际城市雕塑比赛曾在福州市举办。福州建设了城建档案馆,记载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远景规划。在当时来看,这是非常先进的,经常有人去那里参观,习书记本人也会带客人去参观。

采访组: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有大面积的棚户区,居民生活非常困难。习近平同志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做棚户区改造工作,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戚信总:90年代初,福州的房子太破了。那时候,民间有句俗话形容这座城市,叫作“裱褙的福州城”,意思就是“这个城市是纸糊的”。现在大都市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出来福州当时是什么样子。以我家为例,我住的破房子,人坐在房间里吃饭,老鼠就从一边跑进来,然后若无其事地从另一边跑出去。我们吃喝拉撒都在黑漆漆的破房子里,每天还要倒马桶、烧煤、挑水,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出生和生活。我有时和朋友、同学一起闲聊,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我家着火了,只要人没有危险,你们千万不要过来救火。”

  习书记上任以后,大力抓棚户区改造,福州市大片大片的棚户区被拆除了,改建成居民住宅区,老百姓告别了闷热、潮湿、狭窄的木板房,住上了整洁宽敞的单元房。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我是参与具体工作的执行者;作为棚户区的老百姓,我是直接受益者。

  习书记通过旧城改造提高了福州居民的生活品质,包括我周围的人,住房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都非常开心。我是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也是个普通老百姓,也有衣食住行之需。所以,棚户区的改造,我是发自内心地感谢习书记、感谢市委、感谢党。

  我更喜欢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谈这座城市的变化,谈我们生活的变化。福州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真不容易,从市委到政协工作期间,我参与编写了三本画册,宗旨就是用图片说话,主要反映福州旧城改造的昨天和今天。其中,第三本叫《光影话福州》,里面有一个图注,我引用了艾青的一段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话非常贴切地表达了我们百姓对福州旧城改造的感激之情。

  在习书记的施政理念中,城市管理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和分量。这么多年来,他重视城市管理和规划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201512月,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分析了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整体思路、重点任务。时隔37年,城市工作被提升到中央层面进行研究和部署。这次会议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模式,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城市发展将有顶层设计的规划,会让城市更宜居,让更多城市居民受益。这对我国城市的良性发展和科学管理意义重大。

采访组:您曾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耳濡目染,您觉得他的工作方法有哪些特点?

  戚信总:在习书记身边工作期间,我留心观察,注意学习。我觉得他的工作方法,总括起来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这是习书记主政福州期间对政府施政、对领导干部提出的工作总要求,后来我们一直继承下来了,大家形象地称之为“马真精神”。

  督查室是在他手上成立的。督查室要随时检查领导交办的事情,进行督办。在督查室监督下,领导的批示要落实。这就是“马真精神”的机制化建设。

  在习书记来之前,福州市内的河流基本上都是臭水沟,很多年都没有彻底解决,群众反映强烈。他来了之后,很重视这件事情,把内河整治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可喜的是,按照习书记经常讲的“工作要一任接着一任干”的要求,福州市对内河整治常抓不懈。如今,河清水畅的愿望正在变成美好现实。

  我们福州的“双拥模范城”称号,是在习书记任上获得的。他对部队非常关心。记得有一次,我们跟他到平潭县慰问部队。在和士兵聊天过程中,有一位士兵跟习书记说:“我们这里生活很好,就是业余生活单调了一点。”习书记问他:“有什么需求?”那位士兵坦率地说:“如果能有乐器就好了。”习书记回去以后,马上让文化局给平潭的部队提供了乐器,用以丰富士兵们的业余生活。

  二是注重调查研究,充分听取意见。作为市委书记,他平时工作那么忙,怎么做调查研究呢?他和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让我们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领导干部怎么做调查研究》。后来,这篇文章被兰州一个刊物发表了。

  习书记平时经常下基层,他不是脑子里没有想法就盲目下去,而是带着问题下去,在现场能解决的就当即解决,当场不好解决的就拿回来研究解决。

  在形成决策之前,他都是反复征求意见。有时候通过调研,有时候通过座谈会。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他不仅向党内同志征求意见,也向社会各界特别是民主党派征求意见。习书记对民主党派很尊重,在决策过程中积极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开会的时候,他经常会主动要求民主党派的同志发表意见和看法。所以,很多重要决策,都是习书记听取和吸收各方面意见之后形成的。

  在形成决策过程中,习书记还非常重视进行全市范围内的问卷调查。他希望通过问卷调查,让市委的决策能够充分吸收民意,形成为民办实事的决策。

  当时,福州产学研脱节严重,高校做高校的,地方做地方的,没有做到有效融合,也没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福州大学一位老师给习书记提建议,希望能改进这方面的工作。习书记很重视这个建议,他派市委秘书长去拜访那位老师,我做随行工作人员。那位老师具体讲了促进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建议。回来之后,我们把他的建议汇报给习书记。很快,我就明显发现,那位老师的一些建议,都体现到了当年的具体工作思路当中。由此可见,习书记对合理的建议和意见十分重视,给他提建议,是不会白提的,只要是有效的建议,一定会产生效果,不会石沉大海。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我们写一个稿子,写到“科技贡献力每年要达到一定的指标”,习书记在这句话后面补充了一句话,其中提到了一个词:“科教兴市”。那个年代,还不流行“科教兴国”“科教兴市”这种提法,当时常规性的提法都是“科学兴国”“科技兴市”。所以,我看到习书记写的“科教兴市”这个词,以为是笔误,就自以为是地作了修改,结果又被习书记改了回去。没想到,“科教兴国”“科教兴市”后来成了权威性的提法。虽然我并不知道习书记当时为什么使用“科教”这个新鲜词语,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习书记的思想和语言是非常先进的,一直都处在前沿。

  三是注重工作的计划性与战略性。习书记干工作很有计划性,从不朝令夕改,而且每周、每月、每年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他手下做事,我们也很有条理,很有规律,从来不是东奔西跑,瞎打乱撞。

  习书记每年年底都会安排做一本《工作思路》,把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下一年的工作安排写进去,每个单位都要拿出“真东西”来,为明年的工作做重要参考。市里计划做什么,各个局计划做什么,上面都写得很清楚。这个《工作思路》连续做了好多年,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每个部门下一年的工作有了纲领,有了计划,也就顺畅多了。

  正是因为习书记的工作有很强的计划性,才有了“3820”工程。很少有领导干部会考虑自己主政的地方2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更别提为这个愿景做规划了。所以,习书记的大格局就体现在这里。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期间,您自己有哪些收获?

  戚信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跟习书记工作这么多年,收获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精神追求更加纯粹了。

  记得在一次市委办公厅会议上,习书记对我们说:“在办公厅,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将来你们的名字不会留在文章上,但你们都是无名英雄。”

  我们很赞同习书记说的这番话。人民养育了我们,给我们这些国家干部发工资,我们就应该全力以赴,至于能否成为英雄,真的并不重要。跟习书记工作多年,我形成了一个观念:事情总是要有人做的,只要把事情做了就好,谁做的并不重要。这显然得益于当初习书记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习书记主政福州的这些年,培养出办公厅同志们的责任意识、职业精神、诚信品格,也培养出了我们对工作百分之百的专注和投入。当时,我们办公厅的同志,有一股生龙活虎的劲头,都能切实按照习书记提出的“对党忠诚、马上就办、同心协力、严谨认真、无私奉献”市委办精神要求自己,并在各自岗位上尽职尽责。

采访组:请结合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这几年的发展变化,谈一谈您的感想。

  戚信总:因为我曾在习书记身边工作过几年,十八大结束的当天下午,就有一位记者来采访我。采访结束后,记者临走时又问我:“你最希望新一届中央领导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希望党中央从严治党。”因为当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确实让人担忧。后来,我看到习总书记从严治党,严惩腐败,内心非常高兴。这几年,我们的社会正气越来越强,党心军心民心高度聚拢。习总书记有能力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民族引领好。

  习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得好,他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的框架里去制定战略。这是中国这几年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现在,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制度更加自信了,感觉底气更足了。我期待着习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新的更大作为。我相信这也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期待。

 


习近平在福州(十八)

 

“‘3820’工程就是习书记给我们提出的

‘福州梦’”

 

采访对象:黄维国,19468月生,福州人。1991年任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3年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副秘书长兼地方志办公室主任。1998年后任市供销社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65

采访地点:福州市委会见厅

采访组:黄维国同志,您好!在您与习近平同志最初相识的时候,你们有哪些交流?

黄维国:习书记刚调来福州的时候,我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他正式上班的第二天,就到政研室看望大家。过了不久,他就打电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聊一聊我的工作经历,了解一下我在政研室工作的情况。那时,我在政研室分管调研业务工作,负责准备市委领导的重要讲话。此外,我们还经常开展一些调研活动。习书记通过了解,认为我们以往的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当好参谋,多提好建议,多写好文章,大力宣传福州改革开放的情况。他还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找他。他还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说如果我们家里有什么困难,也可以随时找他反映,他会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后来,市委调我到办公厅工作,习书记又找我谈话。我觉得自己搞政策研究工作比较适合,就如实地告诉习书记,我还是希望留在政研室工作。习书记谈得很坦诚,他说这是组织慎重研究决定的,希望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所以,习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他是一位工作态度认真严谨,又能关心体贴下属的好领导。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重视、支持政策研究和调研工作的。

黄维国:习书记对我们负责的调研工作和决策服务职能一直非常重视。他来了以后,我们政研室按照专题开展了很多调研活动,聘请了一些比较善于做研究工作的部门领导及院校同志当兼职特约调研员。习书记很注重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重大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每一次调研活动,习书记都很关心,而且积极参加,重要的会议他还亲自主持,我们的重要调研成果他都认真看。

  那时候,我们调研的面很广,任务也很重,就想成立一个政策咨询研究会,在原来聘请兼职特约调研员的基础上再扩大一点,把市直有关部门的领导都吸收进来。习书记很关心这个事情,亲自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后来,政研室根据工作需要,还成立了“城市科学研究会”(简称城科会),习书记对城科会的工作也非常关心,对城科会内刊发表的文章经常作出批示,并亲自为内刊撰写文章。

  总之,习书记不仅重视和支持我们政研室的工作,还发动各个部门献计献策,而且他自己也一直在做研究工作,身体力行推动研究的深化。战略规划方面大的问题,他有非常清晰的思路,善于从全局来进行考虑;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他也都非常了解,能够贴近实际、切合实际。在他的重视和指导下,福州市的政研工作开展得非常扎实,出了很多精品,给市里制定城市发展政策提供了有效的建议,对福州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习书记主政福州那几年,也是福州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采访组:3820”工程是当年福州政策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黄维国:3820”工程是福州市一个总的战略发展规划,是着眼福州全面发展制定的发展思路。一般的领导干部,往往注重任内的工作,缺乏战略远见,他们对年度的计划,或者稍长一点的五年计划会比较上心,其主要目光放在自己任上,不怎么考虑更长远的发展。而习书记考虑一个地区的发展,一个城市的发展,不只是看到眼前,而且能够着眼长远的社会发展。他是为这座城市的未来在探索和实践,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政绩。

  他一来就立足福州的实际,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再造一个“海上福州”。同时还提出了建设闽江口经济圈的设想。

  在闽江口开发问题上,习书记体现了很多他自己的思考。在他的引领下,我们铺开了很广的调研面,也组织了很多次有内容、有深度的研讨会,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这对制定福州市“3820”工程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那个时候,习书记不仅提出了“沿江发展”“沿海发展”的思路,还提出了把福州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构想。很多同志那时候是不敢这样想的,觉得这个构想离我们太远了。习书记善于听取大家意见,后来把福州的定位改成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国际化大都市”的构想还是切合实际的,福州也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久的将来肯定会达到这个目标。

  现在,20多年过去了,“3820”工程的指标在2010年就已经全部实现。有一天,我们几位老同志在一次展览会上碰到一起,大家还感慨地说:“现在,习总书记的‘中国梦’,让我们想起了当年的‘3820’。‘3820’就是习书记给我们提出的‘福州梦’。今天,这个梦已经完全实现了,‘中国梦’的实现也不远了。”

采访组:3820”工程中包含很多重大课题,您能否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讲一讲?

黄维国:3820”工程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重大课题有很多,我主要谈谈“海上福州”吧。

  习书记来福州之前,我们对海洋国土的调研是不怎么重视的。他来了以后,根据他的思路,我们加强了对“海上福州”的研究,对福州海面水域的情况做了深入调查,研究了可发展的产业,提出了可实施的规划。习书记明确提出,要把海的文章做好。我们通过各方面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推进了“海上福州”建设的发展,使海港工业、渔业、养殖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以水产业为例,当时习书记不仅了解了福州本地的情况,还亲赴印度尼西亚考察,了解那里的情况。由于我们近海的渔业资源基本枯竭了,而印尼这方面的资源还比较丰富,离我们也比较近,可以优势互补。他就通过多方努力,筹备和组织了远洋捕捞的船队,开到印尼去,和他们开展合作捕捞。也就是从习书记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渔民开始在政府的组织下,大规模地走出国门,开始了从近海到远海的合作捕捞,甚至发展到了非洲等地。有的渔船可以将海产品在船上就地进行加工,以此带动加工业的发展。我们福州的水产业,在习书记的领导下,规模越来越大,连江县跃居全国第二水产大县。

  在养殖业方面,习书记也下了大力气。黄花鱼是福建的名牌产品,原来是无法人工养殖的,在习书记的领导下,我们的渔业研究所对养殖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成功。黄花鱼可以人工养殖了,资源就多了,现在我们吃的黄花鱼,几乎都是人工养殖的,价格比较便宜。当然,现在也有野生的,但是价格极高,大概600块钱一斤。还有,长乐市长港的海蚌也是世界上的优质品种,在那个时候已经濒临灭绝。在习书记的倡导下,我们开始研究人工养殖,也获得了成功。现在我们吃的海蚌,一般都是人工养殖的。如果习书记当时没有倡导、支持和组织这些科研,现在我们可能都吃不到福建的黄花鱼和海蚌了。

  在习书记主政时期,我们福州的海港工业也发展非常迅猛。福建的华侨多,他们寄回来的外汇多,所以民间的财力很丰厚。因此,习书记倡导福州的马尾造船厂国营与民营齐头并进,鼓励造船厂改成股份制,吸引民间资金投入。通过民间的“输血”,造船业一下就安上了“发动机”,走上了“快车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平潭县过去比较穷,这二三十年,主要就是靠造船和海运发展起来的。

采访组: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严”与“实”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素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多年,请您谈一谈,他平时是如何积极听取意见,并严格要求干部的?

黄维国: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些老干部老同志找他反映问题,提出建议,他都非常重视。这些已经退下来的老同志生活在老百姓中间,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贴近基层,发现问题,又有更便捷的渠道反映问题。所以,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关心和关爱,习书记很重视,很放在心上,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都积极地组织研究。

  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市方志办准备从宁德市引进一个人,宁德市有一位老同志写信给习书记,反映这个人在过去表现不怎么好,他在当地方志办工作时,写的史志很多不符合事实,不应该使用。习书记把我找去,让我好好了解一下,如果调查属实,建议我们尊重宁德那位老同志的意见。我们在调查之后,发现那位老同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这个人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后来我们就没有调那位同志。

  习书记就是这样,在他那里,意见和建议都是畅通无阻的,他很愿意倾听,很愿意了解实际情况。只要是符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他都欣然接受。老同志或我们普通干部,无论工作的事还是个人的事,都可以直接找他谈,到他办公室也行,到他住的市委宿舍也可以,他都热情接待。

  习书记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各地党员干部当中不少人都炒股,而按照当时规定,公务人员是不允许炒股的。习书记告诫我们要守规矩,千万不要买股票,要当官就不要想发财,要想发财就别当官,你可以离职后下海经商,到社会上发财。还有的企业想要把股票作为干部福利送给大家,习书记果断拒绝了。他说,我们用不着这样做,干部的福利问题有组织来关心,不用这些老板“破费”。当时,机关里有些干部想要下海,想要去赚大钱,他也不阻拦,但是如果还在机关里工作,习书记就要求专心致志地工作,要做到心无旁骛。当时,正是因为习书记的严格要求,一直不断给我们敲响警钟:“大家要专心做事,千万不要贪图那些蝇头小利。”所以,我们市委办公厅一直保持了多年的良好传统,在他任职期间,没有干部犯错误。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从政的道路上,为人民办实事,一直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正因如此,他一直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请您回忆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黄维国:习书记很关心群众的疾苦,在他的心里,群众的生活好不好,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他的一切工作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福州的永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生活在漳河南边的群众,由于没有桥梁相通,交通不便,不但农副产品没法运出来销售,连孩子上学、病人就医也很成问题。群众热切希望能尽快建个桥。习书记听到反映后,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责成市财政局和交通局研究解决。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很快就把桥梁建起来了。从此以后,那边不但农业生产发展得非常好,而且旅游也逐渐搞起来了,孩子上学、村民看病等问题也都解决了。那里的老百姓都很感谢习书记,他们说:“我们的好生活,就是从习书记给我们修桥开始的。”

  福州闽江边上有很多船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船上,几百年来他们都被称为“疍民”。这个称呼带有歧视的意思,可见历史上他们社会地位之低,生活之艰苦。福州过去大量的交通运输依靠河流,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这些船民就是靠捕鱼、拉沙子等为生。这些船上人家,船舱就是房间,一家人就挤在里面住。他们居无定所,衣食住行都在船上,甚至妇女生孩子都在船上,风险很大。孩子也没办法上学,很难融入社会,各方面都不方便。而且他们长期生活在水面上,很潮湿,对身体也不好,生命财产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福州台风和洪水比较多,灾害一来,他们的小船防御能力很弱,很容易翻船。因此,市里好几任领导都想要引导他们上岸居住,这样他们生活、就业都好办,医疗也方便,孩子上学也好解决。但是,他们世世代代习惯了这种生活,觉得几十户的船只挨在一起生活挺好,也像一个村落一样,不想搬迁。

  习书记经常到闽江沿岸视察,对这些船民的困难情况十分了解,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习书记召集有关部门做这个工作,虽然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但最终成功让他们搬上岸了。后来,他们在陆地上有政府给提供的房子,用上了自来水、电器,就医方便了,孩子们能上学了,很快就习惯了岸上的生活,他们的子女也逐渐定居在陆地上了。

  福州的一些山区,交通不便,缺水,缺医少药。习书记到福州以后,在各个县都开展了“造福工程”。他经过调研,发现有的山区自然条件太差,人口稀少,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就地脱贫的代价太大,效果也不好。于是,他就和当地领导商量,把这部分群众搬迁到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乡村去,转移到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去生活。这项工作,各个县都开展得比较多,效果也比较好。我曾经随习书记到罗源县视察搬迁情况。习书记问从山上迁下来的老百姓:搬迁以后感觉如何?前后对比哪里生活更好些?老百姓说:“现在这样比在山上好多啦!这里的生活又方便又舒服,孩子上学也不用走那么远了,失学现象也没有了。”

  习书记是从贫困地区——宁德到福州来任职的。巧的是,当时省委、省政府指定福州市帮扶宁德。习书记来到福州以后,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职责,对“福州带宁德”工作非常重视。虽然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市经济协作办公室来具体负责,但习书记仍时时挂念,一一过问,对一些具体项目的实施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宁德现在有了高铁和高速路,但是当年的交通条件很差,从宁德到下面县乡,往往要走一天。我先后两次跟习书记去宁德调研,检查协作项目的落实情况。当时,到处都在修路。有时候早上七点起来赶路,到了地方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这时候才能吃到一顿午饭,而晚饭每天也都要到八九点钟才吃得上。习书记很仔细地察看福州在宁德搞的一些具体帮扶项目的落实情况,并详细了解当地群众的反映和具体要求。他不断督促、了解、推进,把帮扶的事情做得很实。

  宁德的老百姓对他的感情非常深,一听说习书记回来了,当地老百姓都争先恐后带着土特产来看他。有时候,我们从下面县乡回来,已经很晚了,却发现很多老百姓还在招待所院里等着他。有的是一大早就从很偏远的地方赶过来的。当时老百姓生活并不富裕,也没有啥高级礼品,就是拎着自己家的鸡蛋、水果、蔬菜,要送给习书记。老百姓很朴实,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会说:“习书记,你回来了,这些东西你带回去吃!”“习书记,你带一点走,我们还有!”他一再谢绝,说:“乡亲们,谢谢你们了!”“乡亲们,你们带回去给老人和孩子们吃。”但是,老百姓还是要硬塞给他,我们在旁边看着,这样淳朴的画面,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心里非常感动,鼻子酸酸的。

2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和习书记共处的那一幕幕,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觉得,习书记真好,他心里装着百姓;我也觉得,我们的老百姓真好,他们心里也装着习书记。这么好的习书记,值得人民去爱戴、去拥护。这么好的人民,值得我们像习书记那样去热爱他们,去为他们奋斗。

 


习近平在福州(十九)

 

“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再苦再累也值得”

 

采访对象:林璧符,19427月生,福建德化人。198510月起,先后任福州市委政研室副科长、科长、副主任、主任,20027月任福州市委办公厅调研员。20031月退休。

采访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65

采访地点:福州市林璧符家中

采访组:林璧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一直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请您从与他相识之初讲起吧。

  林璧符:习书记从宁德到福州来,我记得是19904月。听说宁德那边还有一些工作没有移交完,他回了宁德几天。过了五一劳动节,他正式到福州上班。

  习书记正式上班的第二天,就到市委政策研究室看望大家。当时我是农村科科长。我和习书记第一次见面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性格随和,待人亲切和蔼,很自然地和政研室的同志们聊天。看到我的时候,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说:“你比我大11岁,我得叫你老林。”上级称我为“老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

  从那天起,我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了6年时间,每次见面打招呼,他都叫我“老林”。我觉得这是很亲近、很尊重的称呼。我是一名普通干部,出身贫寒,从农村参军到的部队,退伍到了机关,没有上过大学。习书记从来没有低看我,待我很亲切又很真诚,增强了我的自信心。那时候,我就想:“就冲着习书记对我的这份尊重,我也得加倍把工作做好。”这就是我认识习书记最初的感受。我是这么想的,也是努力这么做的。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的那几年,是我进步最快的几年,也是工作量最大、最有成就感、干得最顺心的几年。习书记的言传身教让我一生受益。

  近年来我写了回忆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的三篇文章:《高站位大视野制定福州城市发展战略》《为有源头活水来——习近平重视福州城市科学研究》《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回眸与憧憬》。说心里话,20多年来,我对习书记的人品和才华是由衷地钦佩和敬重。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上都给了您哪些启发和指导?

  林璧符: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其实,他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了。第一次讲是在他到福州工作的第三天下午,市委办公厅召开的本系统干部员工与领导见面会上,习书记就明确要求大家讲规矩、守纪律。他说:“做事必须要有规矩,工作上的任何事都要按规矩办。”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平时严要求、严管理,形成“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的好风气,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于个别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的,无论是谁都给予严肃处置,绝不迁就姑息。对此,我们记忆犹新,从来不敢懈怠。

  那次见面会,习书记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记忆力超强。他当时对应名单点了几十位干部的名,过后见面竟然都能叫得出名字,记得特别清楚。

  很多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晰。每次出国招商引资都要会见许多华侨华人,何时、何地、参加对象、双方谈话内容,他都能讲得清清楚楚,隔多长时间都不会忘。他平时工作很忙,习惯利用开会时间批阅大量文件资料。有时候十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汇报,一个一个讲,他一边听汇报一边看文件资料,我觉得他似乎没有在认真听。但等大家汇报完了,他归纳起来一讲,头头是道,条理清晰,针对性还特别强。因此,我发现他获取信息的能力是惊人的,他能一边听一边看,同时还能一边记忆一边思考。让我感到很惊奇的还有,他能把具体数据都记得牢牢的,还能归纳、分析出来。有一次,统计局一位负责同志汇报季度综合指标,涉及了很多方面,有一大串数据。习书记听完以后就问:“你刚讲的某个地方和某个地方的数字有错吧?怎么比上次汇报的还少?”那位同志一查,果然是搞错了。习书记记忆力超群,这可能是他的天赋,是我们一般人学不来的;但他做事非常用心,用心思考、用心去做、用心去记,这是我们可以学的而且也应该学的。受他的启发,我的笨办法是“天资不够,勤快来凑”:反复地想、反复地记,多做笔记。

  习书记十分重视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把政策研究室当作市委领导的参谋部、智囊团,要求多出精品,为领导决策咨询提供服务。他常对我们讲:“调查研究要深入基层,摸实情、说实话、办实事。”那时福州市辖五区八县(市),交通很不发达,我们下乡走山路是家常便饭。

  习书记的工作作风十分扎实。1994年,他有一次带我和市委办一位同事去黎明村调研总结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典型。习书记对调查研究很在行,调研提纲全面、有条理,针对性强。他还善于与群众交流互动,受访者发言踊跃,我们就边听边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很注重“以文化人”。他主政福州6年,做了不少“以文化人”的工作。请您讲讲他关心指导过哪些书籍的编写?

  林璧符:据我所知,习书记在福州亲自主持指导编辑出版的书至少有13本。首先要提的是两本实用工具书。习书记常说:“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针对老百姓办事难,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的问题,习书记让我们编了《福州市办事指南》和《福州市民办事指南》,前者为企业、外商办事服务,23万字;后者为市民办事服务,18万字。习书记都亲自给这两本书作了序。书里面详细介绍了办各种事的方法、程序等等,每一条文都是各相关单位依法依规严格审定后提供的,因此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企业和市民。这样就可以少跑很多冤枉路,同时便于群众监督,纠正不正之风。

  再就是编辑出版年度工作思路,从1991年起至1996年,每年一本,共6本,均由习书记担任总编审,并作序。开展年度工作思路调研是习书记科学决策的创新举措。

  在《福州’92工作思路》序中,习书记写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福州’92工作思路》是最近市委开展‘万人答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活动的结晶。这是我市继1991工作思路调研活动之后的又一项大型调查研究活动,市级老领导和市委常委、副市长、市直各部门负责人深入到基层,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参加人数达6000多人;近3万名福州市民踊跃参加了《福州’92工作思路》的问卷评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本书汇编了福州市1992年工作思路,市委、市政府1992年继续为城乡人民办20件实事,市直20个部委办1992年工作思路等29篇文章。我们汇编《福州’92工作思路》公之于众,目的就是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1992年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形成上下一致的共识,齐心协力地把我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高度。同时,它是市委贯彻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实际步骤,也是各部门领导干部制定责任状的依据。”

  在《福州’96工作思路》序中,习书记写道:“前几年在闽东工作期间,我感到贫困并不可怕,最让人担心的是‘思路贫困’。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地区或部门领导来说,尽管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都需要抓、需要管,但其最根本的责任是出主意、用干部。所谓‘出主意’就是要善于拿出指导本地区、本部门建设和发展的科学工作思路。有了正确的工作思路,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怎样去理出科学的工作思路呢?最根本的是要搞好调查研究,这是领导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编辑出版《世界福州十邑乡人创业史》的过程。福州十邑正式定名是在清朝,当时设立的福州府下辖十个县。迄今,散居在海外的十邑乡亲有250余万。该书为纪实性的大型史志图书,可以称得上是招商引资、海外乡亲的联络图,非常重要,但资料搜集和核实十分艰难。习书记亲自担任主编。本书从1993年初开始组成编辑部,多方收集资料,组织采写编撰,完成初稿后广泛征求海内外乡亲、专家学者和同乡社团意见,反复核实、修订文稿,先后召开十余次编审会议,习书记亲自听汇报、指导,还多次作批示。屡经增删,数审定稿,全书30余万字,图文并茂,由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发行,赶在1994年金秋世界福州十邑第三届同乡大会之际,献给海内外福州乡亲。习书记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盛世修史,惠泽千秋。本书作为一本纪实性著作,要把上下千百年、跨越海内外的福州十邑乡亲的辉煌业绩汇编成册,这无疑是一个艰巨而大胆的尝试。本人有幸主持本书的编撰工作,深感责任之重大。”

  此外,习书记还指导编写过《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论文集》《福州奇观》,主编《福州市经济社会20年发展战略构想》《福州改革开放14年》等书籍。他亲自筹划和审定这些书籍,并为之一一作序,付出了很多心血。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还为一本科普读物《榕树与榕树盆景》作过跋。请您具体谈谈。

  林璧符:1994年,福州市园林局工程师林焰写了一本有关榕树的书——《榕树与榕树盆景》。书稿呈送习书记并请他作跋,习书记欣然命笔。1996年该书正式出版,习书记又在那本书的书名页上亲笔签名,送给作者留存纪念。跋的标题为:“让榕树造福榕城”。

  在跋中,习书记写道:“榕树是福州的市树,千百年来与福州的发展历史紧密相连。它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在调节气候、绿化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多么贫瘠的土地,乃至乱石破崖,它都能破土而出,盘根错节,傲首云天,象征着不屈不挠的福州人精神。感谢福州市园林局的林焰同志,悉心钻研,为我们献上了这本书。它既是一部系统研究榕树的专著,从榕树的栽培历史、自然习性、环境功能到其繁殖栽培、艺术造型、保护等都做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又是一本向市民群众普及‘市树’知识的通俗读物,告诉大家应该怎样知榕、爱榕并身体力行地植榕。现代化的城市需要绿来点缀。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推动我市植树绿化和城市管理再上新水平,并以此把榕树文化发扬起来。”

  福州别称“榕城”。自从来到福州以后,习书记非常关注榕树,他看了很多有关福州榕树的读物,对榕树非常了解。他一直倡导大家知榕、爱榕、护榕,并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19906月,习书记到福州平潭县调研,看到岛上生态环境不尽如人意,绿化树种单调,除了相思树就是木麻黄,树龄仅数十年就得更新。岛上秋冬季风沙很大,影响居民生产生活。习书记指示要多树种绿化改善生态环境,他还亲自动手在县林业局院内栽种一株榕树。如今那棵榕树已经长成高约20米、冠幅约26米的参天大树,树姿雄伟挺拔,枝繁叶茂,庇荫一方清凉天地。在习书记引领下,平潭岛上现在已有不少榕树,到处郁郁葱葱,生态环境显著优化。

19981月,习近平同志实地考察了位于福州市肃威路裴仙宫院内的“榕城第一古榕”。该树为唐代榕树遗存,树高超过30米,主干胸围接近16米,树龄1000多年,被列为福州市一级保护古树。树旁立有“榕城第一古榕”大理石碑,碑文为福建省政协原主席伍洪祥手题。古榕所在地裴仙宫道长为古榕管护责任人。据现任道长陈锦丰回忆,习书记来考察时对古榕看得很认真,问得很仔细。他叮嘱老道长陈燊官说:“你是第一古榕领养人,要像爱护生命一样养护好活文物;遇有异常情况,要随时向园林管理部门报告。”他还与老道长合影留念。

  知榕、爱榕、护榕、亲手植榕、为榕树专著作跋,习书记造福榕城百姓的深厚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习书记还为文物专家曾意丹所著的《福州古厝》作过序。“古厝”为福州方言,指所有地面古建筑物与构筑物。习书记为该书作序,全文千余字,声情并茂,体现了“以文化人”的理念。他写道:“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者,既要重视经济的发展,又要重视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

  “我曾有幸主持过福州这座美丽古城的工作,曾为保护名城做了一些工作,保护了一批名人故居、传统街区,加强了文物管理机构,增加文物保护的财政投入。衷心希望我的后任和全省各个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者比我做得更好一些。”

  “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现在许多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毁掉许多古建筑,搬来许多洋建筑,城市逐渐失去个性。在城市建设开发时,应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这有利于保持城市的个性。”

  “《福州古厝》一书,林林总总,介绍福州城乡许多功能各异的古建筑,它将让人们了解名城的魅力,相信读者会从中受益的。”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如何领导和支持福州城市科学研究会开展工作的。

  林璧符:习书记非常重视福州城市科学研究会(简称城科会)的工作。通过抓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这是他在福州市的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我们原来的城科会是挂在市建委下面的,习书记认为这个部门非常重要,应该归到市委来管。他把这个研究会的定位提得很高,明确指出:“城科会既是研究我市城市科学非常重要的学术团体,也是研究城市开发、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咨询机构;城科会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当好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参谋,起咨询参谋作用。”他还说:“城市科学是为城市发展提供决策支持的一种软科学,但目前仍有部分同志对软科学认识不足,一般都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东西,看不到软科学的巨大价值。加强城市科学研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少花钱多办事的明智之举。借助众人的头脑,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层次的专家谋士集中在一起共同研究,弥补领导者个人才智、经验和精力不足,避免盲目决策,减少事到临头拍板出现失误。”习书记高瞻远瞩,阐明了城市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城科会工作的科学定位,以此统一大家思想认识。

  习书记让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城科会拢在一起做工作,这样,请省里、市里和大专院校的专家来开会、参加研讨、征求意见,也就更方便了。政研室是直接为市委领导服务的,城科会和政研室拢在一起,专家的建议可以直接传递给市委领导,这个管道很畅通。

  习书记亲自担任城科会的理事长,不仅解决了城科会挂靠问题,还给城科会两个正式编制,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城科会每年如果出书的资金不够,还可以再打报告。城科会在习书记支持下,快速发展起来,学术委员和会员达到几百人,分成了几个学术组,研究方向也很明确。

  习书记注重抓城科会的研究方向。他亲自提出研究题目,决定召集哪些专家来开学术研讨会。通常,习书记先听专家的发言,最后由他来讲,由他自己和政研室来写文章。在他的支持下,城科会的学术氛围很浓厚。

  在习书记的带领下,城科会不只是“做文章”,还切实为城市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服务。我们的学术委员和会员们写了一些好文章,其中有很多宝贵建议,习书记都会及时看、及时批示,并且注重抓落实和督办。

  这样一来,专家学者都很受鼓舞。有一位建委的退休高级工程师担任城科会副理事长,他在自己的文章发表后第二天,就看到了习书记对他文章的批示,高兴得不得了。他的成果受到领导重视,得到了应用,他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就更加用心工作了。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我去看他,他还对我提起习书记的批示。他说:“我们做研究要到各个地方调查走访,要做大量的样本采集,一项研究工作做下来,很辛苦,就怕领导不当回事。习书记这么重视,我们的研究就能发挥应有的价值了。所以,我还想对解决福州交通堵塞问题再提几点建议!”

  习书记很关心城科会的学者。例如,原政研室主任兼城科会副理事长陈允树,一贯做事勤奋、作风严谨,为政研室、城科会全面工作以及协调编纂《福州百科全书》《世界福州十邑乡人创业史》等一系列书籍倾注了大量心血。退休之时,习书记找他谈话,了解到他从未走出国门。他退休几个月后,“国际大城市发展论坛”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次活动本来是邀请习书记去参加的,习书记却把这个名额让给陈允树同志,派他代表自己出席。对此,陈允树同志十分感动,回国后,他把所有参会纪念品,包括一部日本照相机,都上交给城科会。

  平时,我经常听一些老同事议论说“习书记很重感情”,并且都有实实在在的例子。在习书记眼里,从来没有“人走茶凉”一说,无论是快退休的,还是已经退休的,或者离退休很多年的老同志,习书记都是一样关心,一样照顾。例如成仞千等几位市委老领导,有的早已离开工作岗位十几年,习书记到福州工作第一天就一一登门拜访。在福州工作几年,习书记每年春节都登门问候老领导,还创立了“老干部季谈会”制度。老领导在市委办公厅离退休党支部学习会上谈起这些,个个都兴奋不已。

  习书记善于抓住城市发展宏观问题,适时给城科会出题目、交任务,与研究工作者互动,引领课题研究深化、细化。每一年,城科会都有很多研究成果进入市委领导的决策圈,对城市发展的科学决策起到了参谋和咨询的作用,对很多部门的具体工作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

  在19911月城科会换届大会上,习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城科会要围绕市委、市政府关心重视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材料,提供决策依据,并从定性逐步走向定量。他在讲话中提出了城科会要着重研究的重点课题,包括城市经济与建设问题、城市人口与小城镇规划建设问题、发展房地产业问题、城市生态与环境保护问题、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问题、城市管理与立法问题、城市用地管理问题、城市道路交通问题、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等。习书记对这些问题逐一提出具体要求,给大家指明了研究方向。

1991423日,习书记在关于召开旧城改造研讨会的通知上批示:“告璧符同志,26日会议我不参加,请将有益的建议整理告我。”研讨会后,习书记发表了《加强城市科学研究,指导福州旧城改造》的署名文章,刊载在《福州城市科学》第3期上。市委、市政府根据这篇文章的思路,出台了《关于加快福州市市区旧城改造的若干意见》,并引起省政府重视。省政府领导视察福州市区的旧城改造情况后,形成了福建省政府《福州市旧城改造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福州市旧城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其做法和经验对全省具有普遍意义,可供各地借鉴。”

1993315日,习书记在我们撰写的《关于福州城市化布局、程序和途径的研究报告》上批示:“此件很有价值,可于适当时间召开一次专题研讨会,半天座谈,用城科会名义开,永诚、允树同志组织土地、规划等部门参加,好好讨论一次,大约安排在7月份为宜,请届时通知我。”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1993717日,城科会与市科协联合召开“加快福州城市化专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40多人,其中有8位专家和教授发言。习书记听取大家的发言后,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即兴讲话。他再次强调城市化研究对福州市的意义。他说:“我们现在研究的城市化问题,是福州发展宏观决策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我们实现‘3820’工程、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一个组成部分。要通过城市化的研究,使我们的各级领导有一个总体的观念,不能就事论事,做到既埋头苦干,又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既抓具体工作,又有一个全局的观念。否则我们的工作不可能做得有预见性、超前性,不可能做得有条有理,搞不好还会出现一些顾此失彼的现象,甚至造成建设性的破坏。”

  习书记对城科会的年度工作安排一直也非常重视,比如,19941230日,城科会印发1994年工作总结,习书记在总结上批示:“城科会1994年学术研究取得较大成果,学术交流及自身建设有所加强。1995年要继续配合市委中心工作开展城市科学研究,围绕建设国际性城市的目标,根据福州市的具体情况,学习、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城市理论及研究成果,突出重点,系统研究我市城市发展的各项问题,进一步当好城市领导的参谋。”

  习书记自己写了很多文章刊登在城科会刊物《福州城市科学》上面,前后共有20多篇。这些文章包括很多他在福州期间的战略构想,比如《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构想》《增强城市化意识,加快城市化步伐》《开发海洋,再创福州新优势》《增创福州新优势,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抓好区划调整,适应发展需要》《加强村镇规划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等,都是专业性非常强的文章。习书记以身作则,这对城科会的城市科学研究起了很好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在习书记的带领下,城科会工作卓有成效,先后被评为福建省科协系统、全国社科联系统、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先进单位,被福州市委、市政府授予“19911995年科教兴市先进单位”称号。习书记连续两届被推选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这几年间,您都有哪些收获?

  林璧符:习书记很关心我的成长进步。我出身寒门,没上过大学,又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作为政研室、城科会的普通一员,我写了几篇有关福州城市发展的文章,有幸得到习书记的赞许与厚爱。1991615日,习书记在城科会工作汇报文件上批示:“同意林璧符同志担任福州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之后不久,我被提拔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城科会换届时,我又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习书记先后在我撰写的文稿上批示十余次,这是激励我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强大动力。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领导决策参考,我感到很有成就感,备受鼓舞。

199511月,我被提正处级时,习书记亲自找我谈话。我记得那天是上午9点多,他的秘书通知我到习书记办公室,我进门跟他打招呼:“习书记好!”习书记非常干脆,他说:“老林,昨天晚上,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让你当市委政研室主任。市委要求你一要带好队伍,二要多出精品。你有什么想法?”提正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是我从未有过的念想。这次,习书记亲自找我谈话,对我寄予深切的厚望。当时我想,我生肖属马,不用扬鞭自奋蹄,一定要勤勤恳恳,决不能辜负习书记的厚望。于是就干脆地回答:“第一,我要感谢领导厚爱,第二,我会尽力而为!”习书记说:“好,就这样。”整个谈话时间不到两分钟,习书记话语不多,情真意切,令人终生难忘。就凭习书记对我的知遇之恩,我觉得在他领导下工作再苦再累也值得。而今,我早逾古稀,仍然担任福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等社会职务,想在有生之年,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习近平在福州(二十)

 

“习书记对棚户区改造倾注了很多心血”

 

采访对象:杨木泽,19587月生,广东陆丰人。19903月任福州市台江区物价委副主任,19932月任台江区政府办副主任、主任,20009月任台江区宁化街道党工委书记、市台西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20167月任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委员。2018年退休。

采访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66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杨木泽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工作的时候,您在台江区工作。请您讲讲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触。

  杨木泽:我刚认识习书记的时候,总觉得他跟大家想像中的“高官”不太一样。他很朴素,说话不打官腔,平时生活和工作上也不摆谱,下去调研很少有人在旁边给他拎包,就像一个淳朴的北方大哥一样,让人感觉很亲切、很随和。但他一讲话,就显出他的与众不同:条理非常清晰,很有思想内涵,声音很有磁性,言谈话语很接地气。

  后来,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是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一步一步干起来的,既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又有长期的领导经验,所以才练就了他既接地气又富有思想性的讲话特点。当时我就觉得,这样的领导不多见。我和习书记的接触,主要是在他指挥棚户区改造的时候。从那时起,我深深体会到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作风,感受到他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

采访组:请您讲讲台江区棚户区改造前的情况。

  杨木泽:我是1987年到福州的,那时候对这个城市还不太了解。有一天傍晚,我下了班,在食堂吃过饭,到大街上去转转。那时候还是夏天,我从单位出来,过了一个桥,就看到了当时的棚户区,木板搭建的简陋房屋连成巨大的一片。房子都破破烂烂,好像一阵风吹来就能把整个房子吹跑,这个场景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人们所说的“纸糊的福州城”是什么意思。我在简陋的街巷里行走,看到男女老少都在房门口搭张桌子吃饭,还有很多年轻和上了年纪的男人光着膀子在路边洗澡。我当时觉得太“奇葩”了,省会城市的市中心,怎么会这样破烂,这样不体面?

  我和当地人聊了几句,用比较委婉的方式问他们为什么不在屋里洗澡。他们说:“夏天,在屋子里面怎么洗澡?没地方嘛,而且里面又闷又热,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只有到了冬天,才会弄个木桶,在房间里洗澡。”我想,老百姓过着这样的生活,确实很不好受。

  当时福州市比较显眼的建筑是邮政大楼,其他大多都是矮矮的木头房。特别是台江区,棚户区面积非常大,老百姓的居住条件非常简陋,别的地方的姑娘到台江区相亲,一上楼梯,踩在歪歪斜斜的木板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当场就打了“退堂鼓”。

  棚户区的房子大多是杉木板搭成的。以前老百姓生火做饭、拜菩萨点蜡烛经常会导致火灾。一有火灾,我们就要第一时间往现场跑,组织和协调灭火救援。那些杉木板又薄又易燃,一烧起来,火势蔓延非常快,隔三差五发生的大小火灾,时常会造成老百姓伤亡。

  所以,福州市的棚户区改造,可以说是势在必行,不改不行。习书记来了以后,看到老百姓生活的这种情况,马上就开始着手抓棚户区改造。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出的棚户区改造的理念和要求。

  杨木泽:习书记提出改造棚户区,完全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他说:“旧城改造的目的不是地产开发,而是要安置好百姓,特别是贫困的百姓。”他指示我们,改造后的住宅要具备一定的标准,功能要齐全,要方便,一定要有卫生间,千万不要再让老百姓在外面洗澡、拎着马桶出门了。

  习书记还明确要求,一定要考虑到贫困群众的实际状况,他们没有钱来装修房子、买家具,所以要做到能让特困户“拎包入住”,政府要把其他的一切事情给解决好。他大致划出了贫困群众的范围,包括特困的、贫困的、残疾的,还有五保户。

  习书记跟我们讲:“不要怕接触群众,不要怕他们提要求。群众的要求并不高,都是实事求是的东西,在政策范围内帮他们解决就是了。”他还说,“锦上添花”当然谁都喜欢,但我们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更应该雪中送炭,还是将来再做锦上添花的事吧。

  习书记还提出要“就地安置”,反对把老百姓迁走、让富裕人群搬进来的做法。他说,老百姓世世代代住在这里,为什么要让他们搬到远的地方去?他们住得如果太远,配套设施又不健全,小孩读书也是问题。富裕人群有车,进城也方便,他们可以在郊区住。从习书记这些观点看,他做事非常务实,有着浓重的爱民情怀。

采访组:在棚户区改造中,你们遇到了哪些困难?习近平同志当时又是如何指导你们克服困难的?

  杨木泽:棚户区改造,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金不足。当时,台江区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00多万元,市财政肯定要给予大量支持才能完成改造任务。但市财政不是无偿支持,而是让区里自己想办法就地平衡。楼房代替平房后,之前住平房的人家都搬到楼房里去了,拆出来的地块就有很多富余。这些规划中的地块,就是资金的保障。

  习书记用市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棚户区改造工程。他先让市财政给我们垫一些资金,之后银行就肯把钱贷给我们了。再往后,随着改造的实施,富余的地块和钱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了。

  钱多了以后,习书记嘱咐我们:给老百姓花钱,千万不要“抠抠搜搜”,该照顾的要照顾,钱要花在刀刃上,尽量倾斜给老百姓。你们给特困户多照顾一些没关系,钱给得再多,也不会有人反对。我们按照习书记的指示精神去办。后来,台江区棚户区的改造之路越走越宽。有的老百姓家里面积不够,我们还用剩余资金给他们提供异地安置。后来,很多私人企业都积极介入旧城改造,银行也越来越愿意投入资金。这样一来,政府就从改造工程建设里面退出来了,只管规划要求。

  在拆迁过渡期,要处理的问题也很繁杂。习书记要求我们:在过渡期,政府一定要提供过渡房给老百姓。他说:“不能因为拆迁而让老百姓流离失所,一定要让他们把住的地方落实到位。如果有投亲靠友的,要给他提供过渡费。两年之后,过渡费还要加倍。”习书记这个办法很务实,也很灵活,为老百姓提供了多种选择。比如,拆迁户的亲友如果有多余的房子,他们也可以便宜一点租过来。这样,过渡费还能剩一点贴补家用。

  习书记还说:“不能因为拆迁而把孩子读书的事情给耽误了。如果拆迁户过渡安置地区的学校不理想,一定要允许他们的孩子回到原籍读书。愿意在安置地区读书的,就在安置地读,有关问题要以拆迁户的意愿为准。”

  拆迁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老百姓提出过高补偿的问题。比如,有的人沿街开了个小店面,就要很高的补偿费。习书记要求我们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一些老街区、老店面,情况非常复杂,我们要一家一户去谈。

  我谈过一个80多岁的老商户。他经营的是菜刀,而且得到过商业部授予的“传统菜刀”称号。他坚决不肯搬,也不相信我们提出的拆迁补偿条件。我对他说:“习书记有要求,我们也不可能不讲信用,政府的所有承诺我都给你担保。”这样终于赢得了他的信任,后来事情进展比较顺利。

  习书记还嘱咐我们负责拆迁的干部,一定不能带有私心干工作,要建立起完善的监督机制,本地干部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要纳入监督范围。每一个拆迁户都要公示,是不是特困户、五保户,也都要进行公示,老百姓认可之后才能算数。因为这些特困户、五保户的新房,政府是给装修好的,可以拎包入住,其他人是享受不了这个待遇的。

  旧城改造在习书记手上进展得非常顺利,一直到他当了省长以后,还是按照他过去的部署和要求持续推进。后来,台江区的棚户区所剩无几,几乎都改造成了楼房,老百姓的居住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之后,对福州市的棚户区改造还有关注吗?

  杨木泽:习书记任省长以后,在更高层次上处理全省的事情,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尽管如此,他仍然非常重视福州市的旧城改造。

  他指出,棚户区改造千万不能破坏环境。环境保护是“内核”,这个内核永远都不能忽视。内河水系一定要保护好,道路规划空间一定要留足。要给每个区域留出绿化空间,还要注意规划的合理性,千万不要把所有空间都占得满满的。要给子孙后代留下财富,留一定的空间给他们发展。拿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那就是断子孙路。如果环境被破坏了,子孙后代再恢复起来就很难,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他还举了一个鲜活的例子。他说,咱们福州有两道很有名的美食。一个是鸡汤汆海蚌,新鲜的海蚌浇上鸡汤以后,要马上就吃,否则就老了,不好吃了。一个是佛跳墙,这道菜要小火慢炖几个小时,不能急着吃。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要根据它的规律来,有些时候我们只能打基础,急不得;有些时候我们就要争分夺秒,慢不得。

  多年之后,我们同事之间聊起习书记主抓棚户区改造这件事,还在由衷地感叹:习书记很有思想,他是把旧城改造纳入福州市总体规划来做的,所以今天回头看,旧城改造的规划很科学、很合理。

  除了重视战略布局,习书记还非常注重调研,注重到群众中去了解实际情况。

  有一次,他到那些尚未改造的棚户区去调研,征求百姓的意见。老百姓一看省长来了,就围上去纷纷说:“习省长,快点拆我们这里吧,还是拆迁好啊。”有人反映说,棚户区不但居住条件差,而且很危险,万一发生火灾,整个家都会被烧光,人也可能会丢掉性命,整天提心吊胆,太可怕了。还有人说,希望习省长督促我们台江区的这些干部,抓紧时间把工作做好。听到百姓反映这么多问题,我们这些站在旁边的干部觉得很尴尬。但习书记对百姓说:“大家放心,他们都会干,他们都会干。”他的这句话让我们听了很舒服,这是给百姓的许诺,也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和鼓励。反之,如果对我们打官腔说“群众的呼声,你们听到了没有”,百姓就容易把问题的矛头指向我们,那我们肯定会觉得很难受。

  有一天中午,福州酷热难耐,习书记轻车简从到台江区来考察。那次,没有别的领导陪同,我们事先也不知道他来。他走到百姓中间,问他们:“你们现在对棚户区改造信心怎么样?”有人反映说:“很好啊,区里面请我们群众来监督,所有的指标、方案、环境规划,都给了我们一份。”习书记说:“那你们要好好监督啊,这可是百年大计。”百姓当中,有的人很懂建筑,有的人很懂城市规划,而且他们就是本地人,能够更设身处地考虑居民需求。习书记明确要求我们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因为习书记对我们台江区的旧城改造工作一直十分重视,所以我们的改造进展得非常顺利,施工速度也很快。有的同事和朋友跟我聊天说:“我怎么觉得,咱们台江区越来越大了?”我说:“是啊,原来棚户区的木板房一栋接一栋,密不透风地连成一大片。现在高楼立起来了,老百姓居住条件改善的同时,城市的土地还增加了,腾出了很多空间。”

2001年,棚户区改造完成以后,习书记到新城考察,老百姓感谢的话说不完。他们说:“习省长,旧城改造你抓得好啊,我们祖祖辈辈都盼望能有个好的居住环境,今天终于实现了!”习书记回答说:“这都是基层干部的功劳!”听着这句话,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心里暖暖的。

  习书记这个人很有领导艺术,不管是当市委书记还是当省长,他交代我们做什么事,从来都不是劈头盖脸地下命令,都是心平气和跟我们讲。我们没有做好的地方,他也不会上来就批评,都是一点一点给我们分析,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从来没有质问我们“为什么做不好”。工作干得好,他首先会把功劳归给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表扬我们,鼓励我们。有这样的领导,我们工作即使累一点、辛苦一点,也都感到很愉快。

  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百姓在路边洗澡的现象看不到了,也很少再有人穿个裤衩光着膀子就上街了。其实,城市建设和市民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仓廪实而知礼节”。一个人到了文明的环境,你叫他光膀子,他也不好意思。从这个小例子来看,我们党员干部还是要先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把国家建设好,让百姓过上好生活。物质文明到了一定高度,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也就更牢固了。

采访组:谈到精神文明,市民休闲娱乐场所的建设和古代建筑的保存,也是旧城改造的重要课题。习近平同志当时在老街区拆改建设中,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杨木泽:首先说说步行街。台江区的步行街建于1999年。当时,习书记一直考虑给老百姓留出一些休闲空间。他让几个区都看一看,提出方案,后来选了我们台江区做这件事。他的理念是:一个城市,既要发展经济,也要给老百姓提供一些休闲的场所,不要什么地方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那样显得太单调了。

  为了建设这条步行街,市里进行了多次调研和论证。步行街两边都是店铺,建成后,人流非常密集。习书记就此嘱咐我们说:“宁肯慢一点,也不要冒冒失失,一定要把管理工作做好,把市民的安全保障好。”我们的公安、城管、街道联防都在这里投入了很大力量。

  随着福州市不断发展,现在步行街随处可见了。而在当时,步行街还是比较少的。在习书记指导下,台江区的步行街建设得很好,当年不少国家领导人来参观过。

  习书记非常重视古街保护。他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历史的研究很透彻。在古代,台江区这个地方是最繁华的,原本就是商贾云集。在过去极“左”年代,人们经常说:“‘三坊七巷’是封建残余,台江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在习书记关心下,台江区很多有着悠久历史的古代宅院经过论证和专家鉴定保留了下来,没有在棚户区改造中被毁掉。这也是我们台江区给全社会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

采访组:就您的了解,请谈谈习近平同志对干部都有哪些要求。

  杨木泽:习书记在福州工作的时候,要求我们跟群众说话千万不要打官腔,尽量做到实实在在,但跟知识分子讲话又不要太土,说话要经过思考,能跟人家交流。

  在工作上,习书记会经常把一些新思想新理念通过会议传达给我们。他讲得很细致,很实事求是。他能预见到的问题,都会帮我们考虑,给我们提出一些指导意见。这样,我们也比较容易接受。他不像有的领导,交代我们办事情,不管过程,只要结果。这样的领导,谁都会当。有的领导在关键问题上拿不定主意,还要说:“你们自己拿主意,我不管。”对这样的领导,我们基层干部就很不服气,私下里埋怨说:“你是领导,你不管谁管?”有的干部就是懒政,不负责任。我觉得在这个方面,领导干部应该多向习书记学一学,他对我们要求虽然高,但会充分考虑实际情况,会充分预见到我们的难处,给予必要的支持。

  习书记还会经常来看望基层干部,了解情况,与我们聊聊天。我们在他手下工作,关系很和谐,心情很放松,有时候他还会和我们开开玩笑,说一些轻松的话题。我当过兵,习书记跟部队的感情一直很好,也很了解部队。他跟我说:“部队的都很能喝酒,你呢?酒量怎么样?”我说:“我可不行,没有酒量。”习书记说:“没有酒量才好啊,少喝酒对身体有好处。”

  他对基层干部一直很关心,记得很多人的名字。有时候见到我的领导,他会问起我:“木泽现在在干什么?”我们街道的书记和主任,他也都记得名字。我们有个街道的主任是一位女同志,叫唐秀文,人很精明强干,习书记叫她“铁娘子”。

  习书记对干部宽严相济,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他经常讲:“你们要当官,就不要想发财,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们既然吃公务员这碗饭,就要考虑好这个事情。”

采访组:您长期在基层工作,感受最真切。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是如何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

  杨木泽:习书记为连家船的“疍民”上岸,做了很多部署。当时“疍民”有几十户,他们还不习惯上岸居住,经常跑回去,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船上住。夏天的晚上,江面上凉风习习,流动的江水上也没有蚊子,他们觉得很舒服。但台风来了,他们的小船根本无法抵御。我们让他们搬到岸上来住,他们又要跑回去,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很多次。习书记要求我们认真给群众做思想工作,要给老百姓交代清楚政府对他们的安排,让他们放心。后来,按照习书记的部署,政府把他们的安置费用全部“买单”了,把所有“疍民”请上岸来,给安排了房管局提供的公房。习书记要求我们尽量给“疍民”提供安居乐业的条件,包括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资金问题等等。“疍民”们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抓鱼,其他的事情不会做。”于是,我们就给他们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保安、保洁员、交通劝导员等等。慢慢地,“疍民”们融入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他们的子女读书、长大,和城市青年一样就业,参加社会活动。从此以后,他们就没有了以船为家的概念。这时候,让他们回去他们也不会回去了。所以,就是在习书记主政福州期间,这个生活和劳动都处于危险当中的“疍民”群体就消失了。“疍民”有成百上千年的历史,是一个特殊人群,他们能够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当中,其实是社会的进步,是一件大好事。

  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也很注意解决下岗职工安置问题。他当时提出来,我们福州的下岗工人很多,政府要尽量提供一些社会岗位给下岗工人,方便他们再就业。按照他的指示,政府拿出很多公益岗位给下岗工人,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那个时候,读书还有学杂费和书本费,习书记把下岗工人子女的这些费用全部免除了。

  我女儿当时读小学三年级,她的同学有的是下岗工人的子女,每人都得到了一个慰问包,里面有政府发的文具、书本等。我女儿回来就问我:“爸爸,你为什么不下岗?这样我就能得到政府的礼品了。”我听了哭笑不得。

2017年春节,习近平总书记在电视讲话上说,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其实,他的这种关心和牵挂,在他的领导生涯中是一以贯之的。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每个节日都会访贫问苦,看望困难群众。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基层干部也实施了一项“结对子”的方案,每个干部都和一两家困难户结成帮扶对象。台江区当时的困难户,都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干部头上。

  对于这种帮扶,习书记也有过一些具体指导。他说,有的干部自己做主,给困难户带了补品过去,人家肚子还没吃饱,吃什么补品?他还说,解决特困户的问题,不是看一次,带点东西,媒体一报道就完成任务了。政府帮扶是理所当然的,但同时也要引导他们再就业,帮助这些特困户走出困境。

  治理餐桌污染,也是习书记抓的一项重点工作。那个时候,有些餐馆的卫生条件非常差,有的甚至还在里面掺杂一些有害健康的东西。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有一些商家只管挣钱,不管消费者死活。他们有的可以一桶水洗到发黑也不换,用非常廉价的一次性餐具,根本达不到卫生标准,很多厨房的卫生条件也不到位。

  习书记说,老百姓吃饭是否卫生,这不是小事情,是要命的事情。清洗餐具的几个池——消毒池、清洗池、冲洗池,都要严格执行卫生标准,严格检查,要做到位。食品来源必须可靠,要建立健全“可追溯”机制,万一有顾客吃了中毒了,食品的来源必须能够追溯。而且,每个商户都必须按照环保标准做好油烟改造。这些提法在当时来讲都是十分先进的。

一转眼,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他当年很多真抓实干的先进工作方法,求真务实的探索与实践,现在已经融入到福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之中,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学习他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经常能看到其中在福建的影子,这让我们这些同志既感到亲切又备受鼓舞。

 


习近平在福州(二十一)

 

“一餐一饭系心间,一举一动为人民”

 

采访对象:胡冀闽,195212月生,河北鸡泽人。19891月起历任福州市财贸委科员、副科长、业务科长、副主任。20023月后历任市贸发局副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重点办和金融办主任、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和机关党委书记等职。20132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62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胡冀闽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您是市财贸委业务科长。听说你们初次见面是在一个人声嘈杂的农贸市场?

  胡冀闽:是的。我于19891月到市财贸委工作。习书记来福州任市委书记的时候,我在市财贸委任业务科长,工作内容包括副食品市场的供应和管理。

  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是在1991年春节前,那时他到农贸市场检查市场供应情况。那天,我作为工作人员,在市场配合他检查工作。

  习书记检查工作很仔细,不时询问一些情况。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在视察猪肉蛋品摊点时对我们说:“咱们福州市的老百姓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家家都要准备一碗‘太平燕’,主要食材就是猪肉和鸭蛋。你们保证充足的供应,就是‘保太平’!”

  大家一听,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习书记不但了解和关心市场,而且像老福州人一样对福州饮食文化很内行,对福州的民俗文化、饮食习惯十分了解。

  走到蔬菜区域时,习书记看到蔬菜供应充足,品种也很丰富,感到很满意,说:“咱们福州的老百姓有句话——‘三天不见青,两眼冒金星’,这个青,指的就是绿叶菜,萝卜、黄瓜之类的都不算。”他还说:“要保证蔬菜的种植面积,才能保证市场的供应,但是绿叶菜的病虫害比较多,所以要用高效和低毒的农药,保证食品安全。”当时,我就感觉到,习书记对百姓的餐桌非常关心。他那个时候就要求,不但让百姓吃得好,还要吃得健康。

  从那次之后,我就能经常见到他,因为每逢国庆、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他都会亲临农贸市场查看市场供应情况。

  习书记非常关注民生,十分重视福州市的“菜篮子工程”建设。他要求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基地、蔬菜生产基地,加大养猪、养鸡、养鸭、蔬菜种植的投入,保障市场供应。

  我们福州的山区,特别是高山上,还有“反季节”的蔬菜种植基地,一直运营得很好,很受市场欢迎。所以,在习书记主政期间,按照他的要求,福州市做到了以“当地生产为主,外地供应为辅”的供应格局,肉、禽、蛋、菜、果都很充足,价格也很平稳,百姓对此很满意。当时的媒体有一份问卷调查,评选市民“最满意的市委市政府为民所办的实事”。其中,“菜篮子”丰盛,价格平稳,被评为“最满意实事”的头一件。在习书记领导下,福州市被评为全国“菜篮子工程”建设先进城市。

  习书记重视食品质量。他了解到福州有家老字号食品厂,叫“民天食品厂”,主要生产酱菜、调味品,质量很好,深受市民欢迎,有几个产品还很紧俏,一直供不应求。习书记知道以后,高兴地说:“民以食为天,企业必须要重视产品质量。”

采访组:除了保障市民的副食品供应外,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重视对部队、学生等“特殊”群体副食品供应的?

  胡冀闽:除了要求保障市民的副食品供应外,习书记对“特殊”群体也格外关照。

  他一直非常关心部队,要求我们一定要保障部队的副食品供应。当时我分管副食品供应,每年建军节前,我们都会组织企业给部队、干休所准备出当年最好的新鲜绿豆。新绿豆煮绿豆汤是最好的,很容易开花,煮出来很香,是防暑降温最好的饮料。

  部队里有很多老同志是北方人,喜欢吃饺子。我们遵照习书记指示,给部队干休所、离退休的老同志专门供应饺子粉。习书记要求我们把这些工作形成好传统,持续下去。

1996年,台海举行演习,习书记带领市委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去慰问部队,还带了“犒军”的礼物——猪肉。我是工作人员,也跟着一起去了。后来,我被评为支前拥军先进个人。其实,我能拿到这个先进,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次的工作,而是因为在习书记领导下,我一直按照他的要求,把部队的副食品供应工作做得很扎实。

  习书记也一直关心学生食堂的伙食,要求我们对大专院校实行特殊供应。市场上,有的菜比较贵,我们就通过一些特殊渠道专门给各大院校分配。学生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而且体力和脑力消耗都比较大,习书记指示一定要保证他们的肉类供应。

采访组:您编写《福州风味小吃》这本书,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肯定和支持。请您讲一讲这本书编写和出版的过程。

  胡冀闽:1992年,习书记在福州领导举办了首届工艺美术节,各地客商蜂拥而至。他一贯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就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用福州本地的风味小吃接待客人,这样既经济又好吃。这件事情就由我具体负责。实践证明,按照这种方法招待客人,效果非常好。最后我大致算了一笔账,每位客人的伙食标准也就30块钱,而且他们还都吃得很高兴,我们也借此机会推广了福州的风味小吃。

  后来,福建的老领导项南、林一心同志知道了这件事情,都很高兴,要求我把福州的风味小吃整理一下,编成一本书出版。书编好以后,林一心同志就把这件事跟习书记说了,让我把稿子送给习书记审阅。习书记看后也很高兴,让秘书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习书记对我整理编辑福州风味小吃资料表示支持。他希望福州市烹饪学会继续整理、总结福州市饮食文化资料,挖掘、研究、广泛介绍福州特色菜,使之成为福州市的宣传品,成为福州重要的“财源”之一。

  这本书出版以后,大家对福州小吃了解得更全面了,也更加喜爱了。福州市甚至省里的接待办都经常用福州小吃,比如太平燕、鱼丸、锅边、芋泥等招待客人。这里面没有山珍海味,都是我们福州老百姓千百年来琢磨出来的最精致、最好吃的东西,是真正的“福州味道”。是习书记当年想出的好办法,让“福州小吃”走上款待客人的餐桌,大放异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工作期间,部署了综合治理餐桌污染工作。请您简要谈谈这项工作对福州市的影响。

  胡冀闽: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以后,我还在市财贸委工作,任副主任。综合治理餐桌污染,是习书记任省长之后提出来的一项工作,出发点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福建省对这项工作很重视,福州市财贸委按照省政府要求,从那时起就专门在批发市场增设了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步骤,还开展了“放心店”评选。

采访组:请谈谈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学习的感想和体会。

  胡冀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治国理政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重要举措,我们都认真学习贯彻。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他在主政福州市、主政福建省时期的一系列执政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直到现在,福州市还受益于他20多年前制定的一系列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一如既往关心民生问题,关注贫困地区发展,这让我们倍感亲切。他从普通知青到村支书,到县、市、省、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起来的,这是他执政为民的一个天然优势。他了解民情、体察民意,他的初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就能更充分地与他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我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工作实践以及自己学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体会,总结了四句话:“一餐一饭系心间,一举一动为人民。不忘初心得始终,带领军民共筑梦。”

  《道德经》中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从关心老百姓的一餐一饭、柴米油盐酱醋茶,到治理一个大国的内政、外交、国防,对习近平总书记来说,其实都是一个目标,那就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好。这是他带领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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